标题:茶淀:十年监狱生涯的最后岁月
作者:李恒久
日期:2007-06-12 22:43:33
内容:

茶淀劳改队:十年监狱生涯的最后岁月

李恒久

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又何必因为痛苦而悲伤。
———歌德

一、初来茶淀
二、挖河工地
三、遭受枪击
四、六中队人与事
五、“罢工”事件
六、1979年春天
七、狱中日记（一）——风雨再来临
八、狱中日记（二）——罹难严管组
九、狱中日记（三）——击毙逃犯杨进喜
十、狱中日记（四）——1979年麦收前后
十一、狱中日记（五）——人性啊人性！




1977年深秋，11月6日上午。
那是一个秋天里春天般和煦的日子。
这一天的永定门火车站不像往日那样车来人往，随着被荷枪实弹的警卫押送的两辆载满犯人的轿车开进站前广场，车站一下子变得宁静了。

警卫人员迅练有素地四散开来，封锁了所有路口。身穿囚服的犯人从车上鱼贯地走进车站，走进站台。
没有人喧哗，没有人闹事，犯人顺从地走进停靠在站台上的一节节车厢。
这是从各个看守所和监狱里集中的犯人，他们今天要离开北京，押解到京山线沿途的茶淀站____清河农场服刑改造。我就是其中的一名犯人。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在人群远远的、惊悚地注视中开动了。

我依着窗口，看着我曾经那样熟悉的北京城渐渐远去。天空是晴朗的，大朵的白云从晴朗的天空悠悠飘过。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天空和这样的空旷，火车在车厢里的寂静中隆隆而去。

人生真是变幻无常，就如苏轼一首诗中所写：“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昨夜我还与少白一起在监狱的车间里吟颂苏轼这首诗，今天却已是“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了。在监狱里待了许多年，我不会因突然的分手而悲哀，也不会因骤然的邂逅而欢喜，因为我早已体味过人在监狱，身不由己的滋味。但我还是感到遗憾，因为分别得是那样匆忙，那样突如其来，没有一句惜别的赠言，没有看到彼此的一个眼神。

深秋的华北大原野，辽阔而苍凉。
车轮有节奏的隆隆滚动,一如我在车间里听到的机器轰鸣声，在装载了百余名犯人的车厢里，在持枪警卫虎视眈眈的扫视中，我没有一丝恐惧，有的只是对愈走愈远的往事的眷恋与回顾。

自从我在团河农场被加刑后，调到北京第一监狱三中队一小队，至今又过去了一年半的时光，而我在监狱里也已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可以说，我是一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说来很怪，那时，我其实并不仇视监狱，甚至有一丝眷恋的感觉。今日回想起来，我那时眷恋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监狱，我眷恋的是给了我知识和阅历的北京第一监狱，眷恋给了我兄长般的友谊与关顾的难友们。

失去自由的人才会体验到自由的可贵，这是对的。但在多年的监狱生涯中，我的心已经沉寂了，我不再做无谓的渴望。我知道，尽管我的刑期遥遥，但总会有重新走进车厢外面自由天地的日子。

此番离开北京，还能否回到故土，我无从得知，但这对我已无关紧要。若说还有期待，我期待的只是有一天还能见到给过我友谊与教诲的师长和朋友们。
但那时，我不曾想到的是，这一期待只过了短短两度春秋便实现了。

一、初来茶淀

被称为“清河农场”的劳改队位于天津东北方向的宁河县茶淀站，属于渤海之滨。清河农场虽在河北省境内，但仍隶属北京市劳改局。

共和国建立之使，清河农场便是关押犯人的所在。在70年代末期，清河农场劳改队的各种设施臻于完备了。它成了名副其实的犯人收容场，犯人被成批地送来，经过这里炼狱之火的烧灼，再一个个悄然离去。

“清河农场”虽然听起来很顺耳，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呼它为茶淀劳改队。
火车驰过天津不久，便在茶淀站停下了。

我早听说过的茶淀站是一个连站台都没有的不入流的小站，只因为它在历史上就是罪犯的流放地，所以，但凡进过监狱的人对它都并不陌生。

因为今天火车载来的是重要“旅客”，平时只停留两分钟的火车今天直至犯人全部下车并清点完人数后才匆匆离去。

这是一节普通列车加带的特殊车厢，所有东去的旅客全都从车厢里探出头来观看这一平时难得一见的犯人群体。俨然如现代的野生动物园，坐在车厢里才能观看外面的各种野兽。

火车隆隆地远去了，把这一百多号人留在深秋的旷野中。

随车运来的犯人行李轮到各自承负了，这里没有彼此间的互相帮助，无论老幼病残，也无论多少东西都只能自己肩背手提。

在警卫前后左右的警戒中，一只奇特的队伍出发了。如果不是身着清一色黑囚服，他们很像是劫后余生的一群难民。

茶淀站附近没有居民的村庄，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直铺向很远的地方。
队伍缓慢地移动着，不时传来干部或警卫人员斥责与催赶的喊叫声。

走了一个多小时，眼前才出现了行人和农村里常见的土坯房屋。这里的“土著”人并不为看见这些人而奇怪，只是略微看上几眼便走自己的路了。我想，许多年来，他们一定是见怪不怪了。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队伍来到一个总算有点儿模样的集镇，茶淀农场的场部就设在这里。这里的干部们看来已是等候多时，他们在院子里三一群，两一伙地抽烟聊天，完全没有一监或团河农场那种戒备森严的紧张气氛。院子当中摆着几只装满水的大木桶，这是唯一能用来款待犯人的东西。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虽然大家已在火车上吃过午饭，但下车后，背着行李走了这么久的路，全都又累又饿又渴。

带队的队长与场部干部把犯人交接完毕，他们便完成了押送任务。

几个场部的干部把全体犯人集合起来，让大家排队轮流到木桶边去打水喝。
稍事休息后，大家又开始沿着农场的一条公路继续跋涉，但押解的干部和警卫都换了防。又走了一个多小时，队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那是在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中新修建的偌大的院子，院子四角有岗楼，崭新的
红砖墙上架着电网，电网上面间隔不远就有一只灯炮，灯炮是亮着的，闪着幽幽的光。
那院子里有一条中央“马路”，马路两边又分出几个独立的同样是红砖墙的小院，每个小院容纳着一个中队的犯人。

我们这些人走进其中一个空荡荡的院子。那院子说是小院其实也并不小，至少有半个足球场大。长方型的小院里，迎面是一排崭新的有甬道联接的红砖房。我数了数，那房子共八间。

一进门的右首又是一个长条小院，里面大约有3、4间房子。那是中队干部办公室，左首是还未进驻的犯人值班室。院子里没有自来水管，有的只是农村里常用的压水机。我想，那大概就是我们今后的饮用水源了。
在院子的右侧是伙房，我们进来时，那伙房已经冒起炊烟，几个犯人正在做饭。

一百几十口子犯人的到来，使小院倏然有了生气。虽然是到了“家”，但没有干部的吩咐，谁也不敢擅自行动。新来的犯人坐在各自的行李上，等着干部的训话及安排。

过一会儿，几个干部从队部出来了。
一个说话带着浓厚东北口音的干部自报家门，他姓卢，是这个中队的指导员，他首先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新建的中队是三分场的第六中队。然后依次介绍身边的几个队长，再把全体人员分为两个小队，共六个组。

我的这个小队是六中队一小队，主管队长姓何，叫何中，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干部。我所在的一小队二组还有一个队长姓杜，叫杜长发，也是个粗壮的农村汉子。最后，指导员宣读了分到各组的犯人名单和各组的值星员，出乎意外的是我被任命为二组的值星员。

犯人有了归宿，各组有了负责的队长与值行员，大家也都踏实了。
新成立的六中队共有112名犯人，每个组的犯人都在15、6名左右，只有二组犯人多一点，连我共18名。我带着二组的17名犯人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每个组的房子是一样大小，都在30平方米左右，屋里两边都是用木板搭成的通铺，地下和通铺上还残留着木屑和拉圾。看得出来，这还是刚刚盖好的新房。

既然要在这里安家了，而我又是政府干部委任的值星员，便责无旁贷地负起责任，发号施令起来。

我派人到队部领来扫帚、铁锹等，安排大家打扫房间的卫生。
不久，房间里干净了，我给大家安排了各自的铺位。又是一阵忙乱，等全都安排就绪后，大家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我开始观察今后将要共同生活和改造的这些组员。

干完活，洗去一路风尘的犯人虽然还穿着清一色的黑囚服。但总算能看出了模样。这里的17个犯仁大多是年青人，比我年纪大的只有三、四个。每个组的值星员是两名，二组的另一个副值星员叫王建明，那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学生模样的年青人，还带着稚气和腼腆。

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让大家分别报出自己名字，至于每人都犯了什么罪，以后自然就知道了，不必在这个场合自我介绍，也免得有些人感到尴尬。这些犯人从一监调来的并不多，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样子，另一部分是从一监的入监学习队直接来到这里的，他们还是没有过监狱生活经历的新犯人。

第一天来到这里，第一次组织学习，因为还没有政府确定的学习内容，我便把值星员的权利发挥到最大限度，让他们随便聊天。

王建明走到我跟前，恭恭敬敬地递给我一只烟，说：“李哥，以后请您多指点了。”我对这个年青人一开始印象就不错，便让他坐在我身旁，跟他聊起来。

王建明还真是个孩子，他家住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高中毕业不久，便因打架用刀子把人扎伤，判了三年刑期，如今在看守所已经待了半年多，在一监的袜厂又待了半年，离刑满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刑期只有三年，这是我入监以来第一次见到刑期如此之短的犯人。

我劝他好好改造，争取早一点回家与亲人团聚。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是个长者了。

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告诉我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妹妹，两个小妹妹是双胞胎，只有10岁。说起家里的事情，他显得十分伤感，因为他的犯罪，母亲大病一场，差点死了。我问他在学校里都学到什么了，他直率地说，“上了六年中学，什么知识都没学到，大部分时间是到工厂和农村里去学工、学农。在学校里，也没人愿意好好上课，其实就是混了六年。”

这是在我经历了7年的监狱生活后，第一次了解到现在的学生是怎么上学读书的，我为他们感到悲哀。

一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使我像个大哥哥一样对他说：“你别浪费这两年的时间，在监狱里也不是学不到知识，以后有时间多看点书，不明白的地方我给你讲，将来出去了还可以继续上学呀。”

可能在监狱这个环境中，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规劝他，他很感动地连连点头。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当成兄弟一样关照，而且直到出监后，我们还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谊。我到过他家，也认识了他的非常善良的一家人。

在我和王建明聊天时，几个同样年青的犯人也围过来听我们说话，其中一个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名字叫王雪红。

王雪红年纪也在20岁上下，个子不高，瘦瘦的，十分精干。他的眉骨很高，眼睛很深很亮，但带着一股杀气。听我和王建明的一番谈话，他十分真诚地说：“李哥，我们以后都是你的兄弟，我们听你的，在这个组里决不给你惹事。”

我笑着问他为什么进来的。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我说：“我跟他一样，用刀子捅人。”他冲王建明歪歪头，显得满不在乎。

可能是一路上他们已经熟识了，王建明替他说：“他把人扎成残废了，判了十年。”我心里一惊，十年，这可是重刑呀，他怎么说起来跟没事一样？

我问他为什么打架，他告诉我，那是因为他的女朋友被人欺负了。
我无言地看着他，心里感到一阵黯然。为这么点儿事情就把自己的一生毁了，这值得吗？

王雪红和王建明一样也是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在社会上闲逛，结交了一批同样无所事事的年青人做朋友，渐渐走上违法犯纪的道路。他们犯了罪自当受罚，但这不也是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造成的原因吗？他们和我已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犯的也不是相同的罪行，但我们都沦落到今天的地步，究其根本，还是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而那原因又有谁来追究呢？

王雪红家住城里，在西城区德门外的冰窖厂附近，判刑前，我也很熟悉那个地方。
王雪红和王建明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在“四人帮”集团被粉碎后，政府为稳定局面而再次开展“严打”运动时被从严处理的。

在文革中，甚至是文革前和文革后很长一断时间，中国根本就没有健全的法制，同样的罪行，“从严”处理与“从宽”处理有着极大差别，当年我不也是被“从严”处理，判了我本不该判的刑期吗？

何谓“从严”？何谓“从宽”？这已不是法律本该有的理性判决，而是带有了浓厚的感性或感情色彩。这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典中都从未有过的词句，但在中国的法律中沿用了整整半个世纪，直至改革开放后，中国将要与世界接轨的九十年代末才有所改变。当然，这已标志了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但这进步来得太迟也太缓慢了。

身边还有几个孩子也都是20岁左右，一个叫李建中，家住顺义县城，一个姓伊，叫伊永平，都是因为中学毕业后，在当时那种“改朝换代”的混乱中，政府没有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在无所事事中才走上了不同的犯罪道路。

看着身边这些还带着浓浓稚气的孩子，我感到自己已经成熟了。
我的眼光停留在铺位靠着窗子的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戴眼镜的年青人，他独自一人在默默地看书。

做为二组的值星员，我坦然地走到他身边，想找个能说说话的人。
看我走过来，他局促不安地站起身。我坐在他身边，拿过他的书翻了翻。那是一本破旧的《世界文学》月刊。

他姓左，叫左继中，是从监狱袜厂调来的老犯人。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判刑前是广播事业局的干部。1974年因所谓的“偷听敌台”（从收音机里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一律称为“偷听敌台”，均属犯罪行为）广播，加之他有海外关系（亲人在国外），书写“反动”信件而被逮捕并以不正的革命罪判刑，刑期8年。

为使他不对我心存戒意，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是不正的革命，和他出监的日子差不多。

左继中不是个很健谈的人，虽然我问他的事情他都一一回答我了，但他决不问我什么事情．似乎对什么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摇摇头笑了笑算是回答。

刚见面，我也不愿多问，问了的他不说也就算了。我告诉他，我这里有几本书，如果他愿意看，我可以借给他。

我说这话时是很诚恳的，他终于问我了：“你有什么书呀？”我把他叫到我的铺位上，把我带来的书拿给他看。他翻看了一阵，挑了一本《中国哲学史》，不好意思地说：“那就让我看看这本吧。”

大约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挺同情他，他身上那种明显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也使我喜欢。我对他说：“以后在一个组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能帮你的一定尽力。”

新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晚饭后不久，中队里新选出的杂务（帮政府干部管理犯人的犯人）成震开喊大家睡觉了，长途跋涉的辛苦使大家很快进入了梦乡。这是我在茶淀农场劳改队度过的第一天。

第二天上午，昨天还是晴朗的天气变得阴霾起来。这儿和一监不同，在一监，吃饭、干活、睡觉都在一个甬道，外面的酷暑严寒与犯人全不相干。而在这里则不同，因为这里是农村，是从事农业进行劳动改造的农场劳改队。今天，天气的骤然变冷，让没有棉囚服的犯人顿时感到阵阵寒意。

早饭后，卢指导员招集全中队值星员开会，我和王建明一起来到院中之院的队长办公室。

卢指导员没什么文化，说话很糙，一嘴一个他妈的，但人很朴实。他告诉大家，这里干得全是农活儿，要我们尽快熟悉起来。他着重指出，我们这些值星员是受到政府信任的犯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政府工作，不要让各组的犯人出事，不许打架、不许逃跑、不许搞哥们义气等等。

卢指导员特意对我和另外几个值星员说：“你们都是文化人，我不管你们犯的是什么错误，一定不要辜负政府对你们的信任，把你们各组管好。”

我注意到，卢指导员不是说我们“犯罪”而是说“犯错误”，这是我在许多年监狱生活中第一次从政府干部嘴里听到这样的词汇。我的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亲切，一下儿增加了对他的好感。

看着外面的天气，卢指导员毫不掩饰地发着牢骚说：“他妈了巴子，这鬼天气说冷就冷，你们的棉衣怎么还不运来？”我说：“我们组有的人把棉衣带来了。”我说完，别的值星员也纷纷汇报自己组里的棉衣情况。

一组值星员是个又瘦又小的年青人，但显得十分精干，他一点也不拘束地和卢指导员开着玩笑说：“没有棉衣，那就别干活了，让我们天天学习也行呀。”

卢指导员冲他并不真生气地骂道：“你他妈想得倒美，不干活，让你们干嘛来了？”说完又问他：“你小子是叫杨志刚吧？这是第几次进来了？”

杨志刚依然是笑嘻嘻毫不在意地说：“第二次了，上次在七分场。”
卢指导员顿时变得严肃起来，说：“你别把判刑不当回事，这次再不好好改造，我看你将来出去怎么办。”（那时，谁也想不到的是，就是我眼前的这个杨志刚，在20年后的1997年，成了震惊全国的首例重大贩毒集团首犯而与他的妻子一同在北京被判处了死刑。）
杨志刚这次是因为盗窃，判刑5年。

四组值星员叫李华杰，他问卢指导员，现在让大家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卢指导员说，“你们刚来，就先讨论讨论以后应该怎么改造吧。”

李华杰，从我认识他的这一天起，我们一直相交了20多年。
李华杰的父亲叫李少朋，1926年就参加了中国供产档，是某某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他与李立三、王明等人一同被戏称为“中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长期居住苏联。但因为李华杰的生母是日本人，他出狱不久便去了日本，至今已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

李华杰和我同龄，是从一监袜厂调来的，他因不正的革命流氓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刑10年。在茶淀农场的最后两年中，李华杰是我唯一的挚友。

冬天快要到了，那天，卢指导员叮嘱大家尽快把各组取暖用的炉子砌起来，要不茶淀农场的冬天是很不好过的。

三天后，全中队犯人在生活上基本安排就绪了，正式投入农场的劳动改造。

三分场犯人的工作是以种植、管理农田为主，主要是种植稻米和小麦。冬天即将来临时，我们要干的活儿是为早已播种完毕的冬小麦保墒。

我们这个大院外面就是成片的农田，每个中队都有自己的劳动归属地段。
第一天上工，大家按照队长的要求，集合完毕，在警卫的押解下，成四路纵队走出监狱大门到外面的农田去干活。

走出监区不远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村庄，监狱的很多干部家属也住在这里。我们的队伍经过那里时，没有什么大人特别注意我们，只有一些孩子前前后后地追着我们看热闹，犯人对当地人来说真是司空见惯了。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我们这个中队的责任田，那是几千亩连成一片的麦地。深秋时节，一望无际平展展的麦苗仿佛是一快巨大的绿色地毯，在这里显示着顽强的力。这和我们刚来茶淀时看到的白茫茫的盐碱地形成了强反差。

这片几千亩的麦田被划分成一块块整齐的条田，每块条田大约100 亩左右，条田之间是一道道排灌水渠，星罗棋布地煞是好看。

我们的任务是在条田里按照规定的尺寸、面积堆起细细的土埂（这种活儿的名字叫“做埝儿”），便于来年一块地一块地的浇水灌溉。

跟在队伍后面是工具车，各组值星员带人领回组里统一管理的铁锹。
押解我们的警卫是荷枪实弹的，大约一个班的编制。他们在劳动地点的四个角插上红旗，那是给我们规定的警戒线。犯人一旦越线，警卫就有权利开枪（后来有一次干活，因我不慎站到警戒线上，遭到警卫的枪击，虽未打着我，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那是后话）。

1968年，还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期短暂的插队生活中，我干过类似的农活，在团河农场的劳改队我也干过。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很久，但像这样的农活儿是难不住我的，而且与北京第一模范监狱的车间相比，在开阔的的田野干活，我感觉还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带班的何队长、杜队长给各组分配完工作便躲到一边抽烟去了。中队六个组每组一块条田，我让组里的人每人负责做一根“埝儿”，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干起来。

王建明、王雪红和李建中、伊永平这几个孩子都是干活的好手，“埝儿”做得又快又直。而我们组的左继中和几个年纪大一点的犯人就不行了，别人都干完一根了，他们连一半也没完成。

监狱里是从不提倡互相帮助的，因为互相帮助就有搞“哥们意气”的嫌疑。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在监狱里是明文规定。

先干完活儿的犯人等着我从新分配任务时都到地头抽烟去了。我走到左继中那条埝上，看他正吭哧吭哧地累得满头大汗。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左继中大概是从未干过这样的工作，使用铁锹的方法和干活的姿势也不对，不仅活干得慢，而且堆出的埝七扭八歪。于是，我先教他使用铁锹的方法，然后帮他把这条埝堆完。

那几个先干完活儿的孩子看我帮别人干，也都主动去帮那几个还没干完活儿的人去了。

因为我们干活的地方离监区太远，诶减少往来的时间，中午，伙房的犯人把饭菜送到地里来。在农场里，犯人的定量是每月45斤粮食，比一监多了9斤，吃的还是一样，窝头和菜汤。

干了一上午的活儿，大家早已又累又渴，饭车一到，便忽拉拉地围了上去。小队长杜长发把大家吼了回来，让值星员把各组犯人队伍整理好，各自拿着饭盆按顺序打饭。

吃完饭是休息时间。虽然已是深秋时节，但大多数犯人还是裹着棉袄抓紧时间就地抽烟睡觉去了。

左继中披着队里刚发给他的棉囚服独自坐在田埂边，茫然地看着这片绿色的麦地，似乎在想心事。

他看我过来，下意识地挪一下屁股，向我笑笑表示感谢。
我问他是不是从未干过农活儿，他点点头说：“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儿。”于是，我又问起他的身世。

出于对我的感激和信任，他不再犹豫地把自己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我。

原来他是印度尼西亚的归国华侨，60年代印尼“排华”时，他和父亲、母亲一同回到中国。他父亲是搞地质研究的工程师，母亲在印尼是教中文的老师。回国后，父亲分配在地质研究所，母亲还是教书。

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成特务，关押了好几年，母亲也被株连，受到学校红卫兵的批斗。他因为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给还在印尼的叔叔和姐姐写信，被单位同事揭发，后来以不正的革命罪被判了8年徒刑。

在那一年的那一刻，虽然我并不知道会有即将到来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但直觉告诉我，象我和他这样的犯人是决不会再在这里待很长的时间了。于是，我把我对形势的看法告诉他。他认真地听我说完，迟疑地说：“原来我也这么想，可‘四人帮’已经被打翻一年了，至今也没见到有谁被释放呵。”
他的话使我也黯然起来。

过了一会，杜队长喊大家上工了，我对他说：“待会儿干活时，你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干不完我找人帮你。”他再一次向我表示了感谢。

在农场里干活儿和一监不一样，这里没有固定的时间，而且因为这里是室外劳动，如果不是特别紧张的农忙时候，一般干到太阳落山就下工了。下了班，队长要回家，值勤的警卫也要准时归队。

回到监区大院，天快黑了，大家在院儿里的压水机旁边乱哄哄地洗完就到了吃饭时间。

那天晚上学习的时候，我给大家规定一条纪律：不管别的组如何要求，我们组要发扬互助精神，先干完活的要尽量帮助干活慢的人。


二、挖河工地

冬天的茶淀农场，地里已经没什么活儿了，但每年一次的整修水渠就是冬天的主要工作，茶淀全体犯人都要到离农场很远的边缘地带去参加挖渠的突击任务。

1977年年底，这项工作开始了。
中队的卢指导员给大家做了挖渠前的动员，明确提出要组织各队各组之间的劳动竞赛，鼓励大家一定要努力干活儿，别给中队丢脸。

茶淀农场拥有几十万亩的土地，这片农田和整个茶淀农场劳改队都被一条宽宽的壕沟围绕着，那壕沟即是农田的排水渠又起着对监狱犯人的防范作用，我们要整修的就是这条壕沟兼排水渠。

全中队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后，加入到了全农场修渠大军的队伍。
出发这天，中队召开了誓师大会，由各组值星员轮流表决心，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分给我们的任务。

我代表三组表了决心，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我并不知道。

12月的茶淀已是天寒地冻，宁河县的原野比北京可要冷多了，一阵阵朔风吹来，脸和耳朵都被冻得生疼。大家穿上能够御寒的所有衣服，戴上棉帽子或用围巾把头和脖子严严实实地围起来，还要用一根草绳在腰间紧紧地扎住。即便是这样的穿戴，要在冰冻的室外待上一天也不会暖和。

修渠的地点比我们原来干活的地方远多了，第一天上工时，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看见从不同方向汇聚来的各个分场的犯人队伍。那是和我们的装束大同小异的相同队伍。

这是一次真正的兴修水利的大会战，但决没有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情绪，也没有在寒风中猎猎做响的写着各个突击队名称或口号的红旗，这就是一只苦力队伍，是一群被无产阶级专政强迫劳动改造的乌合之众。

壕沟有二十米宽，四、五米深，全农场的犯人集中在壕沟两岸，一直排列到看不见尽头的地方。这些犯人的到来，给空旷无人的、寒风凛冽的宁河原野带来一点生气。

各个中队领回各自的工具___装泥用的大筐、扁担和挖河用的铁钎、铁锹和大锤。那铁锹与我以前用过的完全不同，那是一种长方型铁锹，在这里叫做“筒子锹”，一锹下去，至少可以挖上几十斤重的泥巴。

任务分配完毕，我们开始工作。我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四个人一组，两人挖泥装筐，两人抬泥运送。

那壕沟的泥水早已冻得如坚冰一般，只能先用铁钎、大锤把坚冰和冻实的泥土砸开再搬到大筐里运走。大家艰难地干着，大锤抡动，铁钎溅起一个个坚硬的土块，那土块如鹅卵石一般坚硬，打在身上生疼。就这样挖了很久才见到比较松软的泥土。于是，一锹下去，30多斤重的泥条被一条条地装进大筐。

王建明、王雪红、伊永平等都年青犯人是好样的，他们脱去棉衣，只穿着单薄的衬衣干活还挥汗如雨。

一个大筐装上几条泥土就是一百多斤，但既然是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监督下开展的竞赛，就必须要适应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谁也无法同情谁。

我以身作则地拼命干着，时而抬筐，时而抡锤打钎。那时我毕竟年青，身体也算结实，咬紧牙关还能叮挡一气。但组里有些人就吃不消了，左继中根本抬不动这一百几十斤重的大筐，更抡不动那十几磅重的大锤，就是用筒子锹装泥每次也只能挖出细细的一条泥土。

我和他一起抬筐，尽量把筐往我这边挪，使他轻一点，但他还是不行，不一会儿肩膀就压肿了，压出了血印儿。我看他佝偻着身体，用手掌垫在肩上那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十分不忍，但我能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午饭送到工地来了，干这种活儿，往常的45斤定量是绝对不够吃的，中午政府给每人加了2两粮食，主食全部由窝头改为镘头，而且中午的菜汤里也能见到了大块的肥肉。但这也不够吃，犯人们串在一只筷子上的四个镘头几口就吞进了肚子。政府为调动犯人的积极性，决定按每人超额的工作量补助粮食和猪肉罐头。这样一来，大家都为能多得一些粮食而分开了干活的份额，我更无法顾及体弱的人了。

艰难的一天终于在太阳落山时结束了。
当我们收拾完工具往回走时，那两个小时的归程变得更遥远了。

血红色的落日遍染大地，凄厉的寒风中，各个分场的犯人精疲力尽地走上各自的归途，就像一场激战后的残兵败卒。不用我吩咐，王建明、王雪红自觉地默默推着我们组的工具车走在队伍的后面。

在三组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年轻的犯人真是把我当成兄长一样尊重，我让他们完成的工作，他们绝无二话。不错，他们是罪犯，但在那个年代中，国家如果给他们分配了工作，不让他们失学失业，这样的年青人放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不是好样的呢？那时，我是多希望他们能早一点离开农场回到社会上去呀！

挖河的工作一天天继续下来了，大部分犯人挺过了最初的艰难，渐渐适应了这种在中国所有农村中都算是最苦最累的活儿，但挖河这活儿对身体比较弱的犯人却无论如何是一道鬼门关。

我们组的左继中和另一个叫唐迪的40多岁的犯人病倒了，在监区的医务室检查后，前者是肺炎，后者是胃溃疡，二人都必须休息。但现在是全农场会战的非常时期，他们能否休息必须经过中队干部的讨论决定。卢指导员把我找去，仔细查问他们的病情是否属实。我负责任地告诉卢指导员，他们的确是病了，而且是累病的。卢指导员问我：“他们如果跟队伍上工地，干一点轻活行不行？”我说，那还不如让他们留在家里，免得拖累大家。卢指导员听从了我的意见，让他们留在家里休息了。

那些天，虽然各组都有生病的犯人，但只有我们组的两个和李华杰所在的四组的一个犯人留在了家里休息。

壕沟挖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也越来越不好挖了。有的犯人为了能得到超额后奖励的粮食，便拼命地干活儿，但多吃的那几个镘头使他们耗出了更大的体力，每到临下班时便又饿又累地精疲力尽了。

我们组一个叫常林平的犯人是个身体十分强建的小伙子，判刑前就是北京延庆县的农民，因为偷伐公社的木材而被判刑4年。

他确实能干，两方多泥土一上午就全都从河底甩上了几米高的河岸。他为更多地吃到超额奖励的粮食，竟然超过了一半的定额。那天午饭，他一人吃了10个镘头和和奖励给他的两个猪肉罐头。

下班前，他耗费的体力已经超过极限，脚下一软，一头栽进了沟底。
等大家把他拉上来时，他已经昏死过去。

值班队长带着我和王建明、王雪红用拉工具的小推车把他送到场部医院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昏迷不醒的常林平被留在了医院里。

过了几天，卢指导员让我把他所有的物品全部送到队部。从那天起，这个叫常林平的犯人再也没能回到队里来。后来据队长说，他是摔成了脑偏瘫，变成了连说话都不利索的残疾人。1978年，他被保外就医了。

1977年的新年在寒冷和沉重的挖河劳动中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78年初，春节前夕。
这一天吃过午饭，犯人们不用干部招呼便开始干起活儿来，因为每个人干活的定额都是固定的，早干晚干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挖出的河泥在两岸越堆越高，抬筐的人必须走到又高又滑的泥土坡往坡下面倒泥了。我们这个组的李建中和唐杰抬着足有200 斤重的大筐往坡上走，他们前面是四组的两个犯人也抬着筐往上走。

可能是李建中嫌他们走得太慢，催促他们走快一点，那两个人回头骂了他们一句。一番斗嘴之后，他们扔掉大筐打了起来。

监狱里的年青人到底和社会上的年青人不一样，火气一上来，打起架就不要命。双方都抄起了扁担披头盖脸地恨不能将对方至于死地。

两个组的犯人看见打架，都纷纷放下手里的活儿拿着家伙围过去跃跃欲试地要加入战斗。正在沟底挖河泥的王雪红抡着铁锹三步并做两步地冲过去，他要帮助他的哥们李建中。

做为值星员，我和李华杰也赶忙跑了过去。李华杰不容分说，把他们组的那个年青人揪过来，只一拳便打翻在地。把四组那些准备参战的人全都呵斥回去。看李华杰这样，我也给了李建中屁股一脚，骂道：“你他妈干活儿还不累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好说，非打架呀？”我冲着跑过来的王雪红骂道：“你他妈又犯老毛病，看见打架就跟吃蜜蜂屎似的。”

于是，一场监狱里最忌讳的“群殴”被我和李华杰制止了。

这时，三分场的干部和卢指导员都过来询问打架的事情，四周的警卫人员也都端起枪加强了警戒。

回到监区后，卢指导员召集全体值星员开会，重申了监规纪律。当晚由二组和四组对李建中和唐杰二人的打架行为进行批斗。

第二天是周日，李华杰带着他们组两个打架的犯人到二组来向我赔礼道歉。那天，我和李华杰聊了很久，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1966年李华杰高中毕业于北京十三中，他没去插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没被分配工作，一直在街面上混。而且他从小便在北京新街口、德胜门一带因打架凶狠而声名赫赫。1973年，在一场有上百人参加的流氓群殴中，因为他把人打伤、打残，被西城分局抓获。而后，又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公安局从别人对他的揭发中找到一些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满的言论，便以不正的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判了他10年徒刑。

在那天和那天以后的交谈中，我得知李华杰的父亲与某某早期领导人王明、李立三等人一同去了苏联，在苏联待过很多年。李少朋有三个妻子，一个是中国人，生了李华杰的大姐、二姐、大哥。一个是苏联人，她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妻子的亲妹妹，生了他的具有苏联血统的两个姐姐。还有一个日本女人，那便是李华杰的亲生母亲，生了李华杰和他的三个妹妹。

由于李华杰这种特殊身世和他的学历，他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流氓。他极其聪明，有思想（至少在判刑后变得很有思想），文化程度也很高。他读过很多书，写一手十分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由于他在流氓群里混得时间久了，而且判刑前就有不小的名气，中队里的年青犯人都很服气他。在以后的两年中，他成了六中队年青犯人的精神领袖。

李华杰直到1980年才被提前释放，他罪行中的“不正的革命”部分使他被提前了两年。我比他早走一年多，因为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那两年中，我经常去看望他的父亲。

那时，他的母亲已带着两个妹妹去了日本，家里只有年迈的父亲与一个妹妹李华铃等他回来。遗憾的是，等华杰回家时，他的父亲李少朋——这个最早的某某档员之一已经过世了，老人临死前终于没有看到他最疼爱的小儿子。

李华杰不很健谈或是不愿谈得很多，但他沉稳，思维缜密，说话有分量。我们两人一见面就很投缘，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也很喜欢。就是从那一天起，奠定了我们之间保持至今的友谊。

那天，李华杰把他们组打架的两个犯人介绍给我，一个带眼镜的年青人叫张之学，他在外面就是李华杰的哥们儿，也是因为流氓团伙犯罪判了6年。

另一个年青人姓屈，叫屈保生，也是城里人，因为偷窃判刑5年。他就是昨天在工地打架时，被李华杰一拳揍倒的那个犯人，他们对李华杰都心悦诚服。

李华杰对他们不客气地说：“给你们李哥赔礼道歉，以后二组的事儿就是咱们组的事儿，昨天的事儿就算完了，你们要是还没完没了，小心我收拾你们。”然后开着玩笑对我说：“张之学这小子其实挺仗义的，就是馋点儿、懒点儿、打架狠点儿，外号叫张三点儿，在外面就跟着我。”

我也把李建中、唐杰和王雪红叫过来，让他们给李华杰和他的两个兄弟道了歉。王雪红家住得德胜门，离李华杰住的前马厂胡同很近，他的哥哥还认识李华杰，所以一见面，王雪红就恭恭敬敬地管李华杰叫“华哥”。

王雪红出狱后一直和我来往，而且因他之故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关系。
我出狱后，受王雪红委托帮他家里人为他写了上诉。1984年，王雪红被提前两年释放。

王雪红的哥哥叫王雪宽，他妻子是电影演员周里京的妹妹周里悦。认识了他们一家人后，也认识了当时还没有如现在这般名气的周里京。周里京的二哥叫周里华，1987年他刚从外地回京，那时我已到中国《桥》杂志社工作，王雪宽请我为周里华找个工作，我便把他介绍到了《桥》杂志社。

王雪红回来后，他家里人怕他再犯错误，让我把他当成兄弟一样多多教导他。1987年，我在《桥》杂志社担任社长助理时，把王雪红也带到了《桥》杂志社当司机，直到我离开《桥》时，他还在那里。1998年，王雪红因参与雷宏、王庆飞的杀人、盗窃、抢劫与贩卖枪支的流氓团伙案被枪毙。

时光流逝，斗转更移，20来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如今，当年交往过的许多人都已如飞鸟投林，各奔东西，继续交往的朋友已为数寥寥。剩下的只有这星星点点的记忆了。

1977年的旧历春节是1978年2月7日。
春节前，全农场会战的修渠任务接近了尾声。2月5日，旧历年三十的前一天也是修渠战斗结束的日子。但这一天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分场的事情，也使全中队开始进行纪律整顿。

那天早上，天气阴沉沉的，队伍刚来到工地就飘起了雪花。
因为这是会战的最后一天，而且春节临近，大家干活儿的情绪都不高，从队长到犯人都是在捱时间，盼着早点下班回家。

收尾工作其实并不轻松，还有不少的活儿要干，但体力已经到强弩之末的犯人都疲疲蹋蹋的干活，到了平日下班的时间也未干完这收尾的活儿。

雪，时断时续地下个没完，地面已铺上一层薄薄的雪毯，往远处看，大地一片洁白。等下班的哨子吹响时，天已快黑了。

这天，三组值星员赵宏英因为前一天干活时脚被铁锹剁伤没有出工，无人管理的三组犯人慢腾腾地收拾完工具走在队伍后面。

他们组判了10年刑期的邬玉成、董立斌和判8 年的颜永早就蓄谋越狱潜逃，今天便是他们选定的日子。队伍往回走时，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天上还在下着冰碴，风雪交加。又累又饿的犯人匆匆忙忙往回赶路，还没走出三分之一的路程天就完全黑了下来。邬玉成和董立斌趁着天黑躲过警卫神不知鬼不觉地先跑了。过一会儿，颜永借口撒尿也跟着跑了。

这时天已是一片漆黑，直到队伍走到监狱大门口，当值班的何队长清点人数时才发现队伍中少了3个犯人。顿时监区大门口一片哗然。

监狱到底是监狱，不到5分钟，守卫监狱的警卫排就荷枪实弹全体出动了。黑暗中，闪着白光的刺刀把门前的所有犯人团团围了起来。在怒骂声、皮鞋的踢打声和干部及犯人的叫喊声中，象过鬼门关一样，犯人一个个被仔细搜身后统统赶进围着电网的高墙内。

三个犯人一同越狱，这在整个农场都是史无前例的。干部和犯人都被震惊了。全体犯人蹲在院子里鸦雀无声。队长们也全体出动，严阵以待，那脸色就和天色一样阴沉沉地夹霜带雪。大墙外在追捕，大墙内在紧急清监。没人说话，只有干部和杂务在监舍翻东西时发出一阵阵的响声。快半夜了，冻得半死不活的犯人才被赶回屋里睡觉。

转过天来已是大年三十，全中队开始整顿并对这起越狱事件进行追查。
三组值星员赵宏英虽然因为工伤没有出工，但也首当其冲地成了审查对象。

赵宏英是朝鲜族人，判刑前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1974年因为越境逃跑到北朝鲜，被人家遣送回国，以不正的革命罪判刑8年。

赵宏英28岁，文化不高，但十分精干。他自小丧父，被同是鲜族人的母亲带大。他22岁就结婚了，妻子也是朝鲜族人，他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儿子。

他判刑后，妻子要和他离婚，他很苦恼，但又不知怎样才能打消妻子离婚的念头。于是，请我帮他给妻子写信。我按照他的口吻认认真真替他写了一封言词剀切的长信，他妻子接到信后，果然很受感动，不再与它提离婚的问题。他为此事非常感激我，与中队的年轻犯人一样称呼我李哥。

中队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最吃不消的是卢指导员，他是六中队的主管干部，他要对此事负责任。

憨厚纯朴的卢指导员哪天似乎变了一个人，暴怒地像头狮子，他在全队犯仁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整顿纪律，并撤消了赵宏英的值星员，让他写对三组管理不严的检查。
到茶淀农场后，我对卢指导员的印象一直很好，但那天，在中队发生越狱事件的震怒中，他讲的一些话也深深刺伤了我的自尊心。

那天卢指导员暴跳如雷地喊道：“我把你们他妈的当人看，可有些人就是不愿往人里走，我给你们脸，有些人就是给脸不要脸。对这样的败类，就得狠，不狠一点，就不知道自己是罪犯.....”卢指导员那天还讲了许多，我都忘记了，但这几句话多少年来却牢牢记在我心里了。

那天，我彻夜不眠。我在想，罪犯，无论他犯了什么罪行也毕竟是人。他本来就是人，而不是被“当大人”看的。但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深入人心的那个年代里，其实人与人早已划出了等级，那等级的划分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无论是一监也罢，农场也罢，在做为国家专政机关的大部分干部中，他们从骨子里就认为，他们与罪犯是绝无平等可言的，他们对待犯人的管理方式可能各异，但那只是表面上把犯人“当人”或“不当人”看待的区别而已。

卢指导员是善良的，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政府干部。只是邬玉成等人的越狱事件直接危及到他的地位，给他带来工作或事业上的影响时，他才愤怒了，才在愤怒中发泄出埋藏在心底的想法。

我无权指责卢指导员什么，因为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而不仅属于他个人。
但在我记忆中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就在这同一个劳改队、同一个院子里，一年后调换来的另一批政府干部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不把犯人当人看的滋味。

1977年飘着雪花的旧历年末，旧历年三十，六中队全队犯人在院子里，在政府干部的咆哮中，战栗了两个小时。开完会后，所有犯人都要写对逃跑人员的揭发材料。这一天，六中队是在一种恐怖阴森的气氛中度过的。

春节那几天，六中队所有干部全部值班，每个组的犯人都只能在各自的屋子里待着，或者下棋、或者打扑克，决不允许串组串号。中队的杂务也不时到各组协助政府干部查看大家的行动。

幸好的是，逃跑的三个犯人在第三天就被抓了回来。隆冬的天气中，他们又身穿囚服，白天是不敢行动的，只能昼伏夜行。因此，三天里始终就没跑出茶淀农场的范围。

1978年2月14日正月初八那天，中队召开全体犯仁大会，批判越狱逃跑的邬玉成、董立斌和颜永。我和李华杰、王建明、杨志刚等值星员都写了批判稿。指导员让赵宏英也写，他写不了，还是求我帮忙，我为他写了一份。

戴着铐子的三人从大院的分场禁闭室被押了出来。
几天不见，大家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三人身上的黑囚服全都成了挂着血污的碎片，露着一块块肮脏的棉絮，走路全是一瘸一拐的，灰黑的脸上带着明显的伤痕，尤其是邬玉成，几乎是被拖着走进中队院子里来的。

毫无疑问，他们被抓回来后，已遭受过因他们逃跑而被株连的的人们的殴打。

三人被拖到队前，站成一排，杂务成震开、魏喜来、习东生带着另外几个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让他们在队前成90度低头弯腰的撅着，就像文革之初，北京城里随处可见的批斗会那样。

我坐在二组第一个（为了学习和开会的方便，这里也如一监一样，每个犯人都有一个用木板钉成的小凳，除了出工外，几乎是随身携带），他们就站在我的前面，我看见他们的双腿都在颤抖。

第一个念批判稿的是赵宏英，因为我写的批判稿他有些字不认识，念得磕磕巴巴。听他念完批判搞，卢指导员气得眉头也拧紧了。

第二个是李华杰，李华杰的批判稿写得十分得体，很有条理和说服力。
我接着李华杰继续批判，从他们的犯罪危害分析到他们的越狱企图，又从他们的社会影响谈到他们给中队干部和犯人带来的麻烦，甚至还联系到他们犯罪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洋洋洒洒一大篇，足足念了20分钟，听得卢指导员连连点头。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李华杰成了六中队人所共知的“秀才”，凡是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我们两人都是少不了的“刀笔”。而且，也没少给求助我们写家信的犯人帮忙（茶淀农场的好处之一是，犯人写家信除用明信片外也可以用信封了，经干部检查没有问题的便可以发走。）包括后来全国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时，在这里也兴起的“上诉”之风中，为不少犯人代写“上诉信”。而这件事便成了我后来挨整时的罪名之一，那罪名叫做“煽动上诉”与“聚众闹事”。

十多个犯人发言完毕，最少用了两个小时。如果不是他们后面有杂务在拖着，这几个批判对象早就趴下了。

批判完了，三个人在全体犯人此伏彼起的口号声中被拖出了禁闭室。卢指导员做总结发言时指出，这三人是一定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而且正告在坐的所有犯人，谁敢逃跑就是妄图逃避法律的惩罚，一定会遭到法律的严惩。

两个月后，在三分场召开的宣判大会上，邬玉成、董立斌和颜永全都加刑2年，押回一监改造。


三、遭受枪击


1978年春天，公正无私的造物主也眷顾了被称为“罪犯之乡”的茶淀农场。春姑娘舒展起春风的羽翼，佛去了严寒而漫长的冬天。农场里随处可见的沟渠小河，结了一个冬天的冰层化解了、消融了，变成潺潺的流水。

河边的柳树吐出了嫩芽，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从潮湿松软的黑土地上成片地破土而出，在雪毯下冬眠了一个季节的麦苗变得挺拔起来。随着春天的到来，世间万物都变得欣欣向荣了。

几个月来，六中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春节过后，又有一批犯人从一监调来。中队原来剩余的两间闲置房子里盛放的工具、杂物等被清理出来，又安置了30多名犯人，为加强发生过越狱事件的六中队的管理，中队的政府干部也调换了一些。特别是调来一位资深的梁队长代替卢指导员做为中队的主管干部。

梁队长是参加过中国红军万里长征的老干部，那一年，他已经60多岁，他的资格在整个茶淀农场是独一无二的。

梁队长没有文化，他也始终没有学过文化。于是，他也始终只能在他革命过的故土上做最基层的领导工作。但梁队长是个好人，他毫无雕饰的性格就如宁河原野的四季一样分明。最重要的是他把所有犯人都看做和他同样的“人”，他把中队所有的年青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该说就说，该骂就骂，甚至气愤起来，还可能扬起手打上几拳。然而，大家尊敬他、爱戴他，背地里管他叫做“老梁头”。

梁队长个子不高，而且驼背，嘴里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仅存的几颗牙齿也是焦黄焦黄的，那是因为他总也离不开一只长长的老式烟袋锅，那只烟袋锅几乎跟了他一辈子。

梁队长很少招集中队犯人开大会，因为他不喜欢对犯人进行长篇大论的教育（而且他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话，因为梁队长每次教训大家都是说的大实话。

梁队长教育大家时说：“你们犯错误的原因，依我看就是不爱劳动，也不会劳动，你们的老子管不了你们，现在就得让政府来管你们。现在，我看你们谁还敢不干活，在这儿偷懒也不行，我要让你们偷懒就是害了你们，将来你们还得犯错误。”

梁队长批评一些政治犯时更有风趣，在一次值星员会上，梁队长大发议论：“你们有些人是不正的革命，我就是老革命，我有什么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呀，干嘛非要犯错误呢？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多好呵，我他妈的要是有文化，早就当大官了。有了文化就是爱多管闲事，可国家的事儿你们管得了吗？那么多有文化的人都不犯错误，怎么就他妈的你们犯错误呢？你们要接受教训，将来出去了，别再多事，把你们的嘴好好管住点，别再多说少道不就得了吗！”

梁队长十分朴实，朴实得就像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从不注意自己的穿戴，一年到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子上带着厚厚的油垢。脚上也总是穿一双千层底的“踢山倒”（当地农民习惯穿的一种很结实的布鞋），无论冬夏从不穿袜子，脚后跟的皴是永远也洗不下去了。

中队的干部们即尊敬他又怕他，干活时，批评犯人或是奖励犯人都是梁队长一人说了算。

但有一天，在我和梁队长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下午，我们全中队在麦地里为已经拔节的麦苗松土、除草，八个组的犯人按顺序在地里排好队，一个组一块地，先干完的便翻到最前边去，然后由中队统计员廉志超统计各组的成绩。超过定额的组奖励粮食，没完成定额的组扣除当天的部分粮食定量。

说起来，梁队长可算是中国农村承包改革的先驱了，他一来六中队就制订出了在劳动中“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奖惩政策。如果不是在监狱而是在农村社队，梁队长一定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树特树的先进典型了（但他之所以敢在监狱里开这个劳动承包制的先河，恐怕也要得益于他没有文化以及无人与之计较的原因）。

我们组的犯人早就摩拳擦掌要与别的组争一争高下了，即是要为给我这个值星员大哥脸上增光，也是为晚饭时多吃上几两粮食。

随着梁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争先恐后地干起活来，就连左继中和唐杰这些体弱的犯人也不甘落后，那真可谓是“不用扬鞭自奋蹄”了。很快我们组就超过其他组翻到了下一块地的前面，李华杰的四组紧紧跟在我们组后面。

快下班时，我们组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组，又绕到最后一个组的后面开辟新的阵地了。但刚刚走过来的梁队长不知道我们究竟干了多少活儿，还以为我们组落后于其他组了，不问青红皂白冲着我骂道：“李恒久，就他妈的你们组差劲儿，怎么让人家给拉下那么多？”

干了一个下午的活儿，我早已通身是汗。被梁队长凭白无故骂了一顿，我的气儿不打一处来，也不管什么队长不队长了，气急败坏地冲梁队长大声叫着：“您看清楚点儿，我们早超过他们了，这是我们干的另外一块地。”

梁队长看我胆敢如此放肆地跟他说话也气坏了，继续骂道：“你小子敢他妈的跟我顶嘴，小混蛋！”

看我和梁队长吵了起来，全队犯人都转过脸来惊讶地看着。

中队的统计员廉志超平时跟我关系不错，这时赶紧跑过来向梁队长解释，告诉他我们组不是拉在后面，而是全队第一。

梁队长听廉志超这么一说，才知道是他弄错了。但他并不强词夺理给自己找台阶下，只是说：“好好，我老了，就算是我看错了，可你小子不会好好跟我说吗？行了，今天晚上你们组每人奖励两个镘头。”他又指着我对廉志超说：“就给他一个，那一个是罚他冲我叫唤。”

听梁队长这么说，我也笑了，跟他开着玩笑说：“您少奖励我一个镘头没关系，以后您看清楚点儿再说话。”梁队长也笑了，说：“你小子今天还有理了，等哪天让我逮着你的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梁队长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话直来直去，绝不绕弯子。梁队长担任我们中队主管干部的那些天，是我在茶淀农场改造最愉快的日子。

那天下班回去后，吃晚饭时我们组每人真的奖励两个镘头。因为只奖励了我一个，王建明、左继中和唐杰等人都把自己的镘头送过来让我吃。我笑着告诉他们，不奖励我，原来的定量也足够吃的，何况还多给我一个呢。

如果说，六中队梁队长那种纯朴无华的老八路作风使我亲身感受到了改造与
被改造者之间的和谐，感受到了政府干部的温馨，那么，1978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则更使我感受到这位老人的可亲可敬。

1978年的春夏之交是个多雨的季节。
在监狱的农场里服刑改造和一监的工厂不同，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极其紧迫的任务， 一般是下雨、下雪不出工，有雾的天气更不出工。那到不是出于政府对犯人的关心，而是出于对犯人的防范和警卫人员的要求（监狱的警卫人员和管理犯人的政府干部属于两个系统），因为那样的天气在野外干活很难保证不发生犯人的逃跑事件。

每个中队的犯人出工时，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到了地头，警卫人员分四个角设立警戒线。犯人越过警戒线，警卫有权鸣枪示警，犯人如不立即返回警戒线内，就可以视其为越狱开枪射击。

那也是一天下午，由于接连下了两天雨，天刚一放晴我们就出工了。那天的劳动是给麦地除草，因为下雨后，麦地里的杂草长的很快，不赶快除草，那草就能把麦地长荒了。

几千亩的的麦地由一条条排水渠分隔成百十亩一块的条田，我们习惯把这些条田称为“甬”，一甬甬的麦地整齐地排向远方，我们干活的麦地是在八甬。

那天，押送犯人的四个警卫习惯地站在一块麦地的四角，因为每块麦地大约有200米长的距离，警卫人员无法通过喊话联络，更没有如现在公安人员使用的步话机、对讲机什么的。他们只能在地头每个角上插上或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摇动小红旗就是他们的联络方式，犯人也是把小红旗的直线距离看做警戒线。

那天带班的干部是梁队长与主管一小队的何中何队长。梁队长讲完干活儿的要领后，各组犯人就分散到了麦地里，二组在八甬的中间地带。

我站在排水渠的内侧指手划脚地给全组犯人分配任务。突然，我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也都听见了，但不知是何人从何处开的枪。

枪声又响了，有的犯人看见那是站在地头的警卫在开枪，而且是向我开的枪。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第三枪又响了，这一枪就打在我脚下的草地里，贱起一片草皮和泥土。

王建明飞奔过来，把我从排水渠上拉下来，拉到麦地里。
警卫人员拔起插在地上的小旗在地头连连挥动，手舞足蹈地不知在大声地喊着什么。

不一会儿，警卫人员全都拔起小旗向犯人集中过来，把全中队犯人围在了麦地的中间，在附近游动的警卫听到枪声也都赶到了这里。

警卫全都如临大敌地端着枪，噼里啪啦地不断响着拉枪栓的声音，全都冲着人群大声地斥骂着。那个开枪的警卫瞪着眼用枪指着我，叫我从人群中出来。而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懵懵然地要从把我围在中间的犯人中走过去。

王雪红和王建明拦着我不让我出去，李华杰和新来的八组值星员蒋振贵也过来拦着我不让我去。而我和蒋振贵并不认识，只是在中队召开的值星员会上说过话。

蒋振贵说话有点儿大舌头，他毫无惧色地冲那开枪的警卫喊道：“你们他妈的凭什么开枪呵？你们他妈的过枪瘾呢，你们他妈的把人打死怎么办？”

那个开枪的警卫八成是个外地人，加上蒋振贵说话也不太利落，他听不大明白蒋振贵是在一口一个“他妈的”骂他，但从蒋振贵的神情上看出那是在指责他。于是，两人脸红脖子粗地对着喊起来。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王八蛋”！驼背的梁队长撅着屁股颠颠地从老远就喊着过来了。也不知道他在骂谁。

这时，那些警卫已强迫犯人就地坐下，双方僵持着。警卫还是指着我让我走出人群。大家冲着那些警卫七嘴八舌地叫喊着：“有本事你他妈进来，你敢进来打死你小丫挺的。”面对一百多个愤怒的犯人，没有一个警卫敢走进犯人中来把我强行拉走。

那些警卫并不了解梁队长的身份，更不知道他的脾气。看他那不起眼儿的一副农民像，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老队长，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也没有人过去向他解释发生的事情。

李华杰走过去，把今天警卫开枪的经过向梁队长汇报了。
这时何队长也跑了过来，他和梁队长走到那个开枪的警卫面前。梁队长十分不快地问他：“你为什么开枪，他们有逃跑的吗？”

那个警卫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梁队长，那是因为刚才我已站到了警戒线外面，他喊我我不听，他才开的枪。但做为当事人，事情的经过我确实不知道，而有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王建明走过去向梁队长汇报说：“那两个警卫的小红旗插得不在一条线上，一个插在排水渠的外侧，一个插在外侧，李哥是站在排水渠的内侧，他根本没越过警戒线。他们也不打招呼就开枪了。”
唐杰也过来向梁队长证实王建明说的是事实。

那两个警卫急忙分辩说他们的小红旗都是插在排水渠的内侧，是在一条线上的。王建明指着那警卫说：“你撒谎，我们都可以作证，是你们警戒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那警卫恼羞成怒，把枪调过来用枪托子推打王建明，让他回到人群里去蹲下。何队长把他拦住说：“有我们梁队长在这儿，你这是干什么？”

这回梁队长是真生气了，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对那群警卫说：“你们他妈的知道我是谁吗？这大天白日的他们能逃跑吗？你他妈的开那门子枪呵？老子打枪的时候，你爸爸还没出世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推那个警卫。

那警卫被梁队长骂了一顿，还是不知道梁队长是何许人，但已经感觉到这个老头不是个好惹的人。

梁队长不依不饶地说：“你小子是没打着他，要是打着了，你小子也得进这里来。”他冲那一群警卫喊道：“回去，回去，都他妈的回去，不干了，回去让你们排长找我来，我让他跟你们说。”

发生了这种事件，活儿是没法儿干了，还没开始干活就收工了。
整队往回走时，警卫排长来了。他认识梁队长，知道梁队长是茶淀农场若不起的人。于是，先过来跟梁队长打招呼，梁队长并不买账，冲着他骂道：“你他妈的带的是什么兵，动不动就开枪。真把人打死了，你小子也吃不了兜着走。”

回到中队，何队长把我叫到队部，梁队长和几个队长都在，我又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完整整说了一遍。何队长让我写一份材料，嘱咐我再复上一张草图。梁队长火还没消，但他自始至终没批评我一句，只是对我说：“以后干活时你小子也小心点儿，真出了事儿，说什么也没用了。”

过了几天，我听何队长说，这件事连场部都知道了，老梁头跟分场教导员大吵一顿，说那些警卫不把人命当回事儿，非要他把这拨警卫换了。教导员好说歹说才算让梁队长作罢。

梁队长在六中队待了半年就调到场部去了，这半年里，六中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我想，这和大家对梁队长的信赖与尊敬是分不开的。

30多年后，我每每回想起那个年代的狱中生涯时，尽管不是用感情而是用理智，但老梁队长的身影依然是不断撞击着我的思绪，把我带入一种无可名状的怀念之中。在那个年代里，作为专政与被专政、压迫与被压迫两个敌对阶级的成员，我能对向我实行压迫的政府干部怀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怀念之情，这已是完全脱离开政治的人性使然。如今，我不知道老梁队长是否还健在，倘还健在的话，我惟有企盼他的身体健康，再健康一些。


四、六中队人与事

茶淀农场六中队与一监三中队的犯人成份不同，后者以政治犯为主，刑事犯为辅，前者反之；六中队因各种政治问题判刑的犯人在全中队仅占四分之一左右，按人数计算，大约在40人左右。

茶淀农场的劳改队是以种地为主，这又和北京第一模范监狱的工厂不同，种地讲究农时，误了农时就要影响来年的收成，因而农忙时和农闲时政府干部对犯人的改造要求往往有很大差别。农场劳改队的干部大多是本地人，对农活儿一般很精通，但文化水准普遍不如一监的干部。

在一监时，政府干部是把犯人的思想改造看做第一位的。犯人的读书学习、思想动态、言谈话语都受到极大关注（或者说是监视更为准确一点））。在这里干部要求犯人的只是不闹事、不逃跑、不打架斗殴，干活卖力就行。而且由于政治犯大多比较老实，又有文化，反而受到政府干部的重用，六中队八个组的值星员有五个都是与政治相关的犯人。

因为这里犯人以刑事犯居多，普遍的文化水准根本无法与一监三中队相比。因而我和李华杰这样的“文化人”就是“羊群里出骆驼”，在犯人中独占鳌头了。

记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国的社会便出现一种怪异现象，知识分子被人看不起，谬称“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仅强于属于“黑五类”的阶级敌人，统称为“臭老九”。这种自有人类以来在古今中外都绝少有过的悖论，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却如同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当权者与被其领导的底层老百姓中同样肆虐。

但在茶淀劳改队的犯人中则不然，他们尊重知识，也尊重有文化的人。尤其是象我和李华杰这样的人，不仅有些文化，还在社会上“混”过，属于政治犯中的江湖派。在他们看来，我们为人仗义，懂得“道上”的规矩。岂不知，那不过是我们身上保留着的还没有被狱中岁月磨蚀掉的人性与人的良知而已。

在茶淀农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李华杰在六中队犯人中居于首领的位置。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78年的冬天，直至六中队调来以指导员杨全亮为首的一批年青管教干部后便终结了。因为他们更需要权利、需要改造犯人的成果。他们不需要有思想的犯人，他们需要的是犯人的绝对服从。在他们眼中，我已成为了最危险的“流氓加政治”的双料人物，他们不择手段地要把我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离开一监，我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了那么多兄长般的良师益友，而在茶淀农场劳改队，却是“在盲人的王国里，独眼龙都是国王”，不仅我自己需要不断学习，还成为了身边这些年轻犯人的老师。

由于我在犯人中树立起的威望，来茶淀最初的一年多时间，无论我是读书还是像在团河农场的单身牢房里那样锻炼身体，都没有人来横加干涉了。

农场劳改队的业余生活是单调的，犯人劳动改造之余除了并不严格的学习讨论外，便是把时间消磨在打扑克或下象棋的单调娱乐中。于是，这仅有的娱乐便花样翻新了，不少年轻犯人把打扑克、下象棋由一开始的单纯娱乐变为用香烟为输赢筹码的堵伯行为。

但即便这样，如果不出问题，这在六中队本来也是“民不举、官不究”的。但后来，由于这种堵伯之风在全队蔓延开并发生了几起斗殴事件，梁队长把参与堵伯和斗殴的犯人在中队召开的批判会上臭骂一顿，刹住了全队的堵伯风。

在茶淀农场日复一日、无所事事的单调而机械的劳改生涯中，“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再次显现出了它的价值。一些年青犯人渐渐感受到自己文化与知识的不足，渐渐加入到读书学习的行列。我和李华杰、左继中等人便成了他们当然的老师。

在那些开始学习的年青犯人中除了王建明、王雪红以外，还有几个人成了我的学生，一个 叫丁广林，一个叫吴晓光。

丁广林是七组值星员，那年23岁，判刑前是北京昌平县农民，他算是不正的革命犯。在解方初期全国划分阶级成份时，丁广林的父亲被划为富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家就成为了被“革命”被革命的对象，他父亲成了村里“贫委会”（由贫农下中农组成的委员会）的管制分子。做为富农子女，他也成了像鲁迅笔下的阿Ｑ一样不允许其革命的“狗崽子”。

丁广林自幼在爷爷的指导下学习书法，上小学时，就获得了昌平县书法比赛第一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日趋深入人心，小小年纪的他便成了被人歧视、被人欺凌的对象。

他们村的顶头上司____大队档支部书记，不仅歧视他而且嫉妒他，嫉妒他____一个富农的狗崽子竟然写一手远近闻名的漂亮的毛笔字，拥有这个特长的人不该是他丁广林，而应该是他的根红苗正的儿子。

他的孩子和丁广林同校、同级又同班，受其老子影响，年纪不大的儿子除了飞扬拔扈、为非做歹，便是欺负出身不好的同学。

在文革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压迫下，丁广林长大大人了。高中毕业后，象他这样出身的人根本没有继续升学的可能，只有回乡务农一条路，到农村去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丁广林没有别的嗜好，也没资格拥有其它的嗜好，他把全部的工余时间都放在他深爱的书法上。

1974年春节，村里人请他写春联，他写了，别人请他写“敬祝毛住席万寿无疆”，他也写了。但他无意中把万寿无疆的“疆”字写成了“僵”。

这个小小的错误他没发现，请他写的人也没发现。但是，队里的档支部书记发现了。于是，这个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全大队的领导共同研究了他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动机问题”，并一致认为这属于严重的“攻击伟大领袖”事件。于是，从春节开始，大队民兵便把他和他的父亲一同管制起来。

年轻的丁广林无法忍受这种“阶级压迫”，趁看管人员不注意，他从队里逃了出来，他想要逃到人口密集的北京城区来躲避。但他在村口遇见了档支部书记的儿子。儿子要把他拖回大队，交给他爸爸。丁广林为了脱身，与他扭打起来。他本来是个很文静的人，从未与人打过架，由于他的出身，也从不敢与人打架。但在情急无奈中，他捡起一块石头，把书记的儿子头打破了。后来他跑到了城里。

在春节期间的“严打”中，他被遍布大街小巷的联防队员抓获，押送回原籍。

丁广林的问题升级了，具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大队档支部书记带着他受伤的儿子把他一顿暴打之后，关进了“牢房”等候处理。为整理他的材料，档支部书记亲自带人搜查了他家。于是，他们从他练习书法的草稿里又发现了大量罪行。

丁广林喜欢古诗，他的书法习作大多是从唐诗中择选的诗句，其中有贾岛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

大队档支部书记文化水平尽管不高，但阶级觉悟高，政治嗅觉敏锐，他感觉到这些文字都有问题，便请公社里回乡务农的学生帮他审查。

审查的结果是，这些诗句都属于“极其反动的不正的革命言论”。于是，丁广林被扭送昌平县公安局了。在公安局关押半年后，他便以不正的革命罪被判刑六年，罪行是“阶级报复”和“散布封、资、修等反动言论”（“封资修”为“文革”中的专用语汇，既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

丁广林是1978年随第二批犯人调来茶淀农场的，他从农村来，对各种农活非常熟悉，加之他人品正，人缘好，又有文化，梁队长一来就相中了他，让他做了七组值星员。

丁广林是个很典型的农村文化人，喜欢读书但不善言词，这也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在农村里他无人可以交流、攀谈，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家中练习书法或读一些爷爷辈留存下来的书籍。文化大革命之初的“破四旧”运动，对城里人几乎是无一例外的灾难，无数属于“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史书籍被复之一焚，但在农村中，却免遭这一劫难。由于中国农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贫下中农们还意识不到那些属于“封、资、修”文化的“反动”书籍，没有把“革命”的注意力放在农村中本来就不多的那些书籍上。

丁广林的爷爷是个旧知识份子，他留存的那些《三字经》、《论语》、《幼学琼林》、《孟子》、《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等书籍，在文化大革命的农村中没有被焚毁。丁广林有着比较深的古文基础，就因为他是伴着这些书籍度过的学生时代，他学到了在学校里没有的知识。

丁广林好学，但很木纳，就是问我一点儿他不懂的古文知识，也总是显得很拘谨。丁广林后来帮我做了好多事情，由于我的字潦草之极，我在监狱里写过的很多笔记或抄录的很多文章时间一久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多亏丁广林一篇篇帮我誊写出来，才保留到今天。1979年春天我开始写上诉或上告信时，也全部是丁广林帮我重新誊写的。但也是因为这些，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丁广林比我早几天平反出狱，但他的平反判决并不彻底，因为他的罪行中有一条是“阶级报复”，他为逃跑而用石头打伤了大队档支部书记儿子的事情是他抹不掉的的“罪行”。
但能够提前出狱，他已经很知足了，他不再计较这所谓的“尾巴”。

丁广林后来考取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脱离了农村。20年过去了，他至今还在一所中学任教，过着平平静静的日子。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宿命论者，我也从没相信过鬼神之说，但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外，它带着太多太多的偶然性。纵观我的大半生，我感受到的是命运从未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过。在冥冥人世间，似乎真有一种“缘”在支配我的一切。事情是这样的。

在茶淀农场六中队，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年青人吴晓光，但与他的相识却把我的生命由此带进另一个世界。他的一个姐姐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演绎出了我后半生家庭与婚姻中曲曲折折的故事（关于这段经历可见“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我的前妻》一书中，我的文章“永远的痛”署名老恒）。

吴晓光是北京城里典型的干部子弟，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方军福州空军部队的一位首长，他的母亲也是一位颇具名望的军队的医生。他有三个姐姐，除了后来嫁给我的三姐外，全家都是军人。

那一年的吴晓光刚满20岁，他的犯罪具有时代特点。
1976年“四人帮”被打翻后，华国锋上台，为了稳定局面，当时中国的司法机关仍然沿袭“文革”中惯用的方式，在社会上不断开展“严打”活动，严厉打击不正的革命犯罪，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

这种“严打”的性质近乎于“乱世用重典”，它更超越了中国已有的适用法律中本来就少有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在我前面提及过的很多犯人都是这种“严打”活动的受害者或是罪不当罚的蒙冤者。但在后来遍及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此类人却不在其中。只有极少一些人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澄清了所谓的犯罪事实，而大部分在“严打”中沦为阶下囚的犯人都在监狱中度过了不该属于自己的罪不当罚的刑期。

吴晓光家住北京景山后街的总参大院，在“四人帮”垮台后的那些日子里，刚刚毕业的又一届中学生全都在家待业，等着不知何时才能分配的工作。

于是，无所事事的年青人纷纷走出家门，寻找他们生活中的乐趣。
“打架”成了那时中学生的时尚。

吴晓光住的大院里，一个邻居的孩子外出时，被社会上的坏孩子把新买的一顶军帽抢去了，那个孩子把此事告诉了吴晓光。于是在吴晓光带领下，一群少不更事的部队子弟，要为这个被抢的孩子去“拔份儿”。

他们找到了属于社会上的另一群“坏”孩子，一场群殴后，他们抢回了军帽，而且把对方的孩子打伤了。在“严打”运动中，为首的吴晓光被人指认出来，判处五年徒刑。

吴晓光高高的个子，一张娃娃脸上挂着还未被岁月与厄运吞噬的稚气与干部子弟通常有的优越感。

吴晓光高中毕业，虽然他和那个年代中所有的年青人一样，在文革时期的学校里没学到什么知识，但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那是他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给予他的。他读过一些书，在六中队也算得上半个文化人。

他喜欢读书，喜欢与有知识的成年人接触，因为从他们身上能学到他渴望的知识，我和李华杰便是他的两位兄长般的老师。

也许又是一种缘分，我十分喜欢这个言谈举止都带着明显稚气的的年青人。

吴晓光在杨志刚的一组，紧挨着我的二组。每天上工回来或周日，他便到二组来找我聊天或到我们组来看书。他和王建明、王雪红的关系也很好，他们都是哥们儿。

吴晓光的妈妈、姐姐们非常关心家里这个唯一的男孩儿，经常来这里看望他，给他送来各种吃的用的东西。当多数犯人抽的还是三、四级烟叶时，吴晓光已经叼上高档的云烟和三五香烟了，他是六中队犯人中的“小贵族”。

1978年秋天，如今早已普及的彩色电视在全中国还极为稀少，拥有彩色电视甚至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吴晓光的妈妈为了加强与农场领导的联系，为了使孩子得到政府的关照，她通过关系为六中队购买并捐献了一台在整个茶淀劳改农场独一无二的21寸彩色电视。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过的彩电，也是很多犯人的第一次所见。

在农场关押的犯人单调而无聊的岁月中，这台彩电给大家带来过极大乐趣。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的学习时间被集体看电视代替了，那是大家最安静、最专注的时候，政府干部和犯人全都很感谢吴晓光和他的妈妈。

吴晓光判了5年的刑期，但他在监狱只待了2年，1979年他便先于我平反出狱了。吴晓光的平反固然因为他的罪与罚并不相称，但与他的妈妈为他费尽周折的上下奔波也不无关系。

出狱后，应吴晓光之邀，我成了他家经常的客人。于是，我认识了他的妈妈和姐姐。两年后的1982年，我和他的三姐结了婚。在以后的岁月中，几经波折，我与他的姐姐离异了，但留下了我们的孩子李一男，孩子今年已经16岁了。

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命运的安排吗？如果没有我的监狱生活，我也不会认识吴晓光，也就不会有后来与他姐姐的联姻，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儿子。那样，我后来的全部生活就会被改写成另外一种未知的经历。

我无法用幸福或不幸福来肯定或否定我现在的生活，就如这人世间千千万万人一样，我的生活中有喜悦、有忧愁也有困惑。但就是那生命中的一次偶然，使我有了为之欣慰的儿子。他是我生命的寄托，也是在我年过半百之时仍需为生存而奋斗的原因之一。

如今可喜的是，我年幼的儿子已经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写的三本书已经问世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一本是《日记伴随我长大》，一本是《我和我家》。另一本是《男生日记》。在他生命的足迹中，我更深刻地感悟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为了我的儿子，我感谢命运带给我的那一次生命中的偶然。




五、“罢工”事件


1978年秋天将去的时候，中队的政府干部进行了大调整。
梁队长从六中队调到了场部，以指导员杨光明为首的一批年青干部进驻六中队。

中队指导员杨光明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复员军人，那年30多岁，浑身上下带有一种军人气质中的冷静与严肃。他个子不高，瘦削而白净的脸上有一双精光四溢的眼睛。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着装整齐，一顶端正的军帽和一身平整的军装是他永远的装束。

在他看来，犯人就是犯人，队长就是队长，犯人接受政府干部的管教与部队里战士接受首长的指挥一样，那是要绝对服从的。他不苟言笑，和犯人之间说话有板有眼，从不说多余的废话。他要犯人做的事情就是命令，犯人就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同样军人出身的马文华是他的副手，那也是个精明干炼的年青人，与指导员杨光明的年纪相仿，干部与犯人都管他叫马队长。我所在的一小队也换了一个主管干部，他的名字叫张连仲。

杨指导员复员以前在部队里从事文书工作，他有文化、懂理论，也有他对犯人独特的管理方式，接任梁队长以后，他开始着手整饬六中队的的纪律。

他不能容忍六中队长期以来纪律上的松松散散，他制订了严格的学习、劳动和作息制度，建立了中队的严管组，增加了协助干部管理犯人的杂务人员。

他重新启用了被卢指导员免职的三组值星员赵宏英，让他担任严管组组长，又把吴晓光调到杂务组当杂务（那是因为他妈妈对监狱所做的贡献）。

我被调出二组，调到二小队六组当值星员。在他看来，在犯人中有威望的人对监狱的管理不是好事，而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他认为刑事犯人比较容易管理，难于管理的是有思想的不正的革命犯，他对六中队的政治犯人怀有明显的敌意。他的这种观点自上而下地影响着队里的干部和犯人。

六中队经过杨指导员的一番整饬后，改造的环境与气氛果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犯人之间随便来往的现象没有了，下班后的犯人彼此打闹的行为没有了，召开值星员会议时的说说笑笑没有了，就连看电视时，大家也是一片肃然，没有人敢轻易喧哗或走动。

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已习惯每天早上提前起床看书和锻炼身体。在新制订的作息制度中，这变成了违犯监规的行为。为了这件事，我与杨指导员第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

那天早上，晨曦微露，犯人还在酣睡，我像往常一样起床，披着棉袄坐在院子的台阶上看书。杂务魏有来走过来告诉我：“杨指导员规定，犯人一律按时起床，你得回去睡觉。”我莫名其妙地对他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来都是这时候起床的呀？再说，我看书也并不会影响任何人呀！”

这一年来，杂务魏喜来对我一直是有面子的，平时也有说笑的时候，他也像很多人那样叫我李哥，使我感到不解的是，怎么今天他翻脸就是“公事”了。

我不愿与他发生争执，便回到组里，坐在自己的床铺下继续看书。
魏喜来在各组巡视一圈后，又来到我们组。看见我还在看书，说：“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怎么还不上床睡觉呵？”

在六中队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过话，我心中一阵火起，冲着他骂道：“去你妈的，你别他妈的拿着鸡毛当令箭。老子看书关你什么事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呵？”

这一来，组里人都醒了，七嘴八舌地骂着他“滚蛋”，还有的犯人起来往外推他。魏喜来指着我说：“你身为值星员，带头不遵守监规纪律，你等着，我报告指导员，以后有你好看的。”

一天过去了，这天晚上学习的时候，杨指导员果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让我说说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我简单叙述了一遍事情经过。他问我是不是骂了魏有来而且让全组犯人推搡他了。
我承认骂了他，否认指使别人推搡他。

杨指导员板着脸说：“你在监狱里待了这么多年，就该懂得监狱的规矩，这儿不是学校，你是来这儿改造的，是来改造你的反动思想，想要学习早干嘛来的？杂务是代表政府执行纪律的，你骂他就是辱骂政府，就是反改造行为。今天我给你留点儿面子，不收拾你，如果再有这种现象，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走出办公室，我心里感到一阵寒冷，那寒冷不是因为秋末冬初的天气，而是感觉到了面临的危险。

晚上集合点名时，杨指导员不点名地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重申监规纪律是每个犯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有人违犯，无论他是谁，政府也绝不轻饶。
从那天起，茶淀农场六中队改造犯人的严冬与大自然的严冬一同来临了。


1978年底，不少犯人在家属探监时带进消息，社会上已经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很多人都被无罪释放了。

两年前，当“四人帮”刚刚倒台时，我在北京第一监狱三中队曾与与身边的朋友们一起为之兴奋过、企盼过。企盼随着“四人帮”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结束而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但在时光的荏苒中，我们都失望了，那一天迟迟没有到来。

从那时起，又已过去两年多了，在这短短的两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呀，就连毛住席逝世后继任的华国锋住席在国家领导人中也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至高无上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今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像我们这样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投进监狱的人被平反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如果说，我们那时企盼的事情还为时过早，难道现在还早吗？在我反复地分析与判断中，我相信了从外面传进的这些消息，平反“冤假错”案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不仅我，而且听到这些消息的人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样的消息对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自由的犯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喜讯。“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在六中队不胫而走，无论是不正的革命犯还是刑事犯都被这样的消息惊动了，大家在田间地头，在监区宿舍里纷纷议论起来。

我在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的不断流徙中已经熬过了9年，如果按刑期算，我还要继续服刑4年。在监狱里再度过4年的光阴谈何容易。于是，那消息使我也心旌摇动了。

一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我与华杰谈到这个问题。
他早已听说社会上在为“冤假错”案平反的事情，只是就他自己的问题而言，他不抱希望。

他劝我及早动手写上诉，他认为，自己不主动写上诉，是不会有人来管象我这样毫无背景的“蒙冤”者的。

1978年年底，来自社会上对文革中的问题予以“平反”的消息越来越多，我的心终于无法抑制地激动起来。

1978年12月10日，我给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写了第一份上诉信。
我让丁广林为我把上诉信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份，留下了底稿（或许还要递交第二份呢）。

信交到杨指导员手里，我郑重要求他及早给我发出去。我还记得当时他极其不屑地把我的信扔到桌上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接受改造，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有些人能够被平反，那也是特殊情况，绝不会是谁想平反就能平反的”。

我不想与他过多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立场与出发点都不一样。
我问他：“杨指导员，我给中级人民法院写上诉不犯法吧？如果法律允许，就请您给我发出去，您要是觉得我写得有问题，再把它还给我。”

在我之后，左继中和其他一些犯有不正的革命罪行的犯人也相继写了上诉信。
一天，丁广林找到我，请我为他也写一份上诉信，我责无旁贷地为他写完了上诉。
这以后，我又为其他求我代写上诉的一些人做了相同的事情。

在我写过的上诉信中，有一个叫李秋生的犯人我记得最清楚。他也是个年青人。他的罪行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防震时，因为与好多人一同哄抢了一马车苹果，因而在地震的非常时期被“从严”处理，判了10年刑期。

为了给他写上诉，我仔细研究了他的判决书。他的罪行是单一的，除了他本人哄抢的一筐苹果外，绝无其它连带问题，但他为这一筐苹果却判了10年。
今天也许人们会说：“这太可笑了，这和雨果写的小说《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何其相似！”但这种可笑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不是太多太多了吗？

因为中队里写上诉的犯人越来越多，杨指导员大为恼火。
在一天召开的全中队犯仁大会上，他大发雷霆地训斥大家：“现在我们中队有一种极其恶劣的现象，很多人写上诉，这是公开的不认罪行为。政府三令五申地正告过你们，犯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而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明目张胆地与政府对着干，我看，这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在背后操纵。我并不是吓唬你们，这样下去，你们当中总有人要走上加刑的道路。”

会场上鸦雀无声，指导员的讲话把大家全都震住了。有些人把头转向我，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杨指导员讲话的真正矛头是对我来的。
从那以后，为了平安度日，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警惕自己避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麻烦还是来了。

1978年12月初，地里的活儿干完了，全农场又开始准备冬季的修渠任务。
但六中队场院里的活儿没干完，那里还堆着小山一样的玉米需要我们把它脱粒后入仓。那几天，各组犯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活儿。

一天，我所在的六组值夜班，晚上十点钟出工到场院去脱粒。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脱粒是场院里最苦最累的活儿。一台脱粒机像巨兽一样矗立在那里，那入料口就是一张血盆大嘴，一旦它隆隆转动起来，十多个人轮番往机器里送料也供不过来。只要机器开动着，任何人也休想有片刻的休息。

那天我们组吃过晚饭就睡觉了，为的是夜班能有精神干活。
九点半，杂务先把我叫醒，让我派人去把夜班饭打回来。

按规定，值夜班的犯人出工前要吃夜班饭，那天夜班饭的主食是四两窝头，副食是一碗熬萝卜。

饭打回来，大家也都起床了。我让大家把各自的饭盆摆在桌上，由我来给他们分这菜和窝头。

分完了，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饭来，但还没等那萝卜吞进肚子，便一个个地大叫起来。

原来那萝卜都是被冻了的，煮过后不仅有一股难闻的臭味，而且根本咬不动。

屋里一片叫骂声，大家纷纷把那萝卜倒进分菜的脸盆。更有甚者，索性钻进被窝喊着“不干了、不干了，那么累的活儿，就给咱们吃这玩艺儿。”
我尝了尝那萝卜，果然如此。

做为六组值星员，我只好去找当班的队长向他反映此事。
那晚是一小队主管队长张连仲当班。我向他说完此事，他极不耐烦地说：“想吃什么呀，这是监狱，没好的，想吃好的别进来呵！”

我也火了，端起带来的那盆菜对他说：“你先尝尝，这菜有法儿吃吗？不吃饭，这一夜的活儿能干吗？”

张连仲蛮横地把我的菜盆推开说：“就这个，不吃别吃，我看谁敢不去干活儿。”我耐着性子说：“这话我没法儿说，你去跟大家说吧。”

张连仲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是不是要闹事呵，你想罢工怎么的？”
我说：“我可以去干活儿，别人去不去，我管不了，你瞧着办吧！”说完这话，我转身回去了。张连仲紧跟着我也来到六组，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

组里多一半人都钻进被窝了，张连仲气得一个个往外拽，拽出这个那个又钻进了被窝。他再说什么、骂什么，也没人理他，弄得他毫无办法。

农场的劳改队与一监的工厂不同，在活儿忙的时候，那是一点儿也不能耽误的。况且，突击完这场院的活儿后，马上就要开赴修渠工地，那是关系到全农场劳改工作的大事，谁耽误了谁吃不了兜着走。

张连仲大概也意识到今天如果犯人不出工，他也有脱不掉的干系。他收敛起刚才的气势，把我拉到门外压着火气和我商量怎么把办。我说：“你想让大家出工，其实很简单，再给大家熬一锅没坏的萝卜就是了。”
张连仲无可奈何地到厨房安排去了。

过一会儿，伙房送来一盆热气腾腾的熬土豆，张连仲没跟着过来。我心里明白，他是绝不会咽下这口气的。大家看见这盆熬土豆，高高兴兴地从床上爬起来，吃完了这顿通过斗争争取来的饭。

看着大家吃饭，我心里明白这件事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吃完饭，我心事重重地问大家：“这饭也吃了，都满意了吧？今天这活儿怎么干呵？”大家纷纷对我说：“李哥，你放心，今天保证提前完成任务，绝不给你找事。”

场院就在监区大院对面，张队长把我们带到了场院。这夜风很大，脱粒机开动后，寒冷的西北风带着啸声卷起阵阵烟尘在场院里回旋着。

大家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全都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聚精会神地往料桶里不断喂送着干透的玉米。
张队长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躲在远处的料棚里避风。

天快亮时，场院里小山一样的玉米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包包脱完的玉米粒。我们整整干了一夜，本该两天干完的活儿，这一夜全部完成了。当大家精疲力尽地回到中队时，全都变成了灰黑色的土人。

提前完成任务，虽然是犯人干出来的，但这是值班的张队长的功劳，可他没有一句向大家表示问候的语言。回到大院，大家解散后，他冷笑着走了，他还没忘记昨晚的难堪。
早饭后，大家昏昏然地睡去。

这天晚饭后，杨指导员突然招集六中队全体犯人开会。在会上宣布两件事，其一是由于昨晚发生的集体“罢工”事件，六组全体犯人要分别写出检查。其二是由于我纵容、鼓动“罢工”行为，撤消我的值星员，同时要我写出深刻检查，至于如何处置，待中队干部讨论后根据我检查的态度决定。

于是，在我来茶淀农场担任值星员一年后，被正式解除了“职务”。
我们组原来的副值星员邵起才暂时代替我担任六组值星员。
从那以后，又一场新的磨难向我步步逼近了。

三天后，全组的检查交到了队部。因为修渠的任务临近，出于“安定人心”的考虑，“罢工”事件暂不做处理。


六、1979年春天

1979年的春天，茶淀农场依然如往年一样寒冷，早春的寒流阵阵袭来，使人们感受不到一丝阳光的温暖。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将是我在监狱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只是感觉寒冷，这寒冷不仅是天气，而且还有迷漫在六中队的自上而下的敌意与冷漠。

正当全农场一年一度的修渠任务进入尾声时，六中队又发生一件使踌躇满志的杨指导员极其尴尬的犯人集体越狱事件。这是一次犯人成功的越狱事件，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年前调到六中队的犯人郭连玉、郎文福、王福鼎、朱明武四名犯人同分在三小队七组。

郭连玉是1967年参加过“抗美援越”的老兵，在越南战场上是汽车兵，他打过仗也受过伤，并为此立过三等功。从越南回国后复员到地方，分配在饭店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后来，他因为屡屡偷窃外国人的财物而被判刑10年。

郎文福为抢劫集团首犯，判刑10年。王福鼎的罪行是盗窃，也是判刑10年的重刑犯。四人中只有朱明武属判刑5年的轻刑犯人，他的罪行也是盗窃。

1979年3月12日，他们从修渠工地上集体逃跑。
这次逃跑是预谋的，逃跑那天，他们在囚服里面都穿上了自己的衣服。收工点名的时候，才发现六中队少了四个人。

在数千犯人集中的修渠工地上，在戒备森严的警卫的眼皮底下，六中队的四名犯人集体越狱，这种情况在茶淀农场也是空前的。

做为六中队主管干部的指导员杨光明此时已因管理犯人有方而深得场部领导的器重。此事发生在已有过一次越狱事件的六中队，这无疑是给自命不凡的六中队指导员杨光明的当头棒喝。

从那天起，六中队成了全农场注意的焦点。农场监狱的领导们如何组织人力、警力去抓捕逃犯我不清楚，但灾难却降临到了六中队犯人的头上。从那一天起，体罚、殴打犯人在六中队成了家常便饭。

郭连玉等人越狱后的第二天，朱明武自动回来投案自首了。因为他逃跑的当天夜里因脚踝严重扭伤，被其他三人当做拖累而甩掉了。他在万般无奈中，只好选择了投案自首的道路。

越狱事件发生后不久便传来消息，那几名逃犯为了得到逃跑所需的钱和物，在宁河县杀人抢劫，连续作案，此事已引起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的重视，在全国各地张贴通缉捉拿在逃人员的告示，而案件的破获也是在几个月以后了。但据我所知，当这几个人被分头抓捕后，郭连玉和郎文福被押解回农场，就在他们逃跑的地点执行了枪决。王福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羁押在一监劳动改造，但那是我平反离开茶淀农场的后话。

自从1970年1月23日被捕后，我在看守所、一监、团河农场以及茶淀劳改队已经度过了9个年头。在这漫长的9年中，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过很多犯人的冤狱。但我认为，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政权曾把大量无罪的人投进监狱，制造出无法计数的“冤假错”案。但监狱毕竟是关押犯有各种罪行的实实在在的犯人的地方，其中也绝不乏像郭连玉、郎文福这样逃跑后杀人越货的大奸大恶之人。

犯了罪的人就要受罚，“受罚是犯罪者的权利”，这个法制原则是永远的，它存在一切有人类居住的地方。

我没有、也不该因为自己的冤案而否定存在监狱的必要性，我也从不否定为改造与管理犯人而在监狱中实施的各种措施。把我投进监狱的不是这里的管理人员，而是那个错误的时代和以“四人帮”为首的政府。作为监狱看守人员的政府干部只不过是专政机关具体工作的执行人员而已，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也和社会上所有的劳动者一样都要承担家庭和生活的压力。所以，在那许多年的监狱生涯中里，对于直接管理我的政府干部，我很少与之结怨。

在已过去的9年监狱生活中，我看到的是，除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也都具备作为人的起码良知，而且有些人只是无法或不敢公开表露他们对于蒙冤者的同情罢了。因此我没有理由把我对自己判刑的不满转化为与具体执行公务的看守人员发生冲突。无论是在团河农场的单身牢房中，还是在茶淀农场六中队后来与干部之间发生的抗衡，那都是因为他们对我采取了不该采取的非人性的手段。

同时，在9年的监狱生活中也使我亲眼看到或感受到，这里的很多犯人其实是难于管理的，像郭连玉、郎文福之流的犯人在监狱中不会是绝无仅有。要想有效地维持监狱秩序，的确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对于那些监规纪律，只要不与我的原则发生冲突同时也不辱及我的人格，我也应该遵守。在这9年的监狱生活中，我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自从六中队发生了郭连玉、郎文福等人的越狱事件后，以指导员杨光明为首的一些人并未从自身的管理方法中寻找原因，也并未认真总结为什么梁队长在位时的六中队会风平浪静？他太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赋予他的权利了，他还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管理六中队，他要将最小的权利发挥到最大的限度。

春节过后，中队的大小批判会越来越多。犯人稍有错误，便要在各组游斗。犯人被干部殴打体罚的事情变成了家常便饭，在被殴打的犯人中，逃跑后归案自首的朱明武首当其冲。
朱明武回到中队后，直接送到了赵宏英担任值星员的严管组。

六中队再没有昔日那种宽松的改造环境了，除了几个被信任的杂务与严管组的赵宏英等人外，犯人与政府干部之间完全变成了老鼠与猫的关系。

在朱明武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杨指导员和张连仲队长在严管组审讯他时，赵宏英为表现自己与政府干部同心同德的改造态度，他看着杨指导员的眼色率先动起手来。

在张连仲队长与赵宏英的一阵恶狠狠的斥骂声后，从严管组传来抽打朱明武的声音和朱明武告饶的哀求声。还未睡着的犯人纷纷爬起来从窗子里往外看，值班杂务成震开、魏喜来、习东生声色俱历地呵斥大家躺回床上去。
那天，对朱明武的殴打与审讯一直进行到深夜。

1979年3月末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和中队管教人员的矛盾加剧了。
我所在的六组有一个犯人叫谭小弟，他是1969年毕业的中学生，毕业后回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插队落户。

1974年，他和当地的一个女青年准备结婚成家，在布置新房时，他找了一堆旧报纸裱糊墙壁。无意中把一些印有伟大领袖头象的报纸裱到了墙上，一些废弃的报纸扔在地上被践踏了，那上面也有领袖和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人员的照片，这件事被人发现后予以告发。于是，他以不正的革命罪被判刑5年。

1978年底，他也写了上诉信交给了张连仲队长。
后来，他几次问过张连仲队长信是否已经发出去了，但张一直没给他正面答复，只是回答说：“该发的信自然就发了，不能发的信就是不发，用不着你问。”于是，他怀疑张连仲跟本就没把信给他发出去。

1979年3月底的一个周日．他家里人来茶淀探监，他又写了一封上诉信企图趁带他去接见的张连仲队长不注意时候悄悄交给家里人。

但他的举动被张连仲发现了，并当场缴获了这封信。

他被停止接见带回中队。回到六组后，张连仲没收了他家里人送来的所有食品和烟叶等物，让他当着全组犯人的面进行检查。

谭小弟不服气地和他顶撞起来，张连仲队长恶狠狠地挥拳把他打翻在地。倔犟的谭小弟继续与他分辩，在全组十多个犯人的注视下，张连仲队长大打出手，把躺在地上的谭小弟从门里一直踢到门外，他几乎是丧失理智地一边打一边骂，直打的谭小弟鼻子、嘴和前额上都是血。

组里的人全都目睹着这公开的殴打，但没人敢阻拦，更没人敢为他伸张正义。在监狱里待了这许多年，也亲身经历过这种场面。我为谭小弟的倔犟而感到敬佩。

他打得虽然不是我，但我为张连仲这种毫无人性的放肆感到愤怒，我压抑着内心的怒火走过去说：“他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批判，他问题严重你们可以加刑，你凭什么打人呀？你有什么权利打人呀？”

张连仲挑衅似的最后又照着倒在地上的谭小弟的脸上给了一脚，转向我说：“你算干什么的，回去好好待着，你的事情还没完呢！”

我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指着他说：“张连仲，你殴打犯人，我要控告你，你根本就不配当政府干部。”

我第一个跳出来了，就有人敢跟着，况且我在六组还有点威信。大家嘴里不说，谁心里也明白，我被撤掉值星员就是因为替大家说了话。于是，六组的其他犯人也跟着起哄指责张连仲。在上次所谓的“罢工”事件中，张连仲已领教过六组犯人“抱团”和难于“管教”的滋味。他原想“杀鸡给猴看”，通过整治“严重违犯监规”的谭小弟，让他“栽过跟头”的六组犯人知道知道他的厉害。没想到又是我使他下不来台，他恶狠狠地指着我说：“李恒久，你等着，有你好看的。”说完，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我心里明白，在现在六中队已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我是又捅了马蜂窝。但事已至此，我也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我写了一份控告张连仲殴打体罚犯人的控告信，收信人是茶淀农场管理处的梁处长。信写完后，我让丁广林为我重新抄写一遍，把信交给了指导员杨光明。

在队部里，我问他：“我有没有控告政府干部殴打犯人的权利？”杨光明所答非所问地说：“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权利，我想警告你的是，你别忘了你的身份。”我说：“杨指导员，这封信我可是通过正当途径逐级上告的，你管不管我发这封信？”
他不耐烦地说：“先放这儿，我看看再说吧。”

从队部里出来，全中队的犯人已经传开了这件事。各组犯人都从打开的窗子里注视着我。如今，我已忘却了那件事发生后的很多细节，但那些眼光却至今牢牢印在我的心里，那是惊惧的、同情的、诧异的，但唯独没有赞扬的目光。
从那一天起，一场新的灾难悄悄地降临了。

七、狱中日记（一）

在监狱里写日记的犯人极少，能把“狱中日记”带出监狱的人更是寥寥。我不仅在茶淀劳改队关押的最后时日写了近20万字的“狱中日记”，而且带出监狱，这要得益于我的突然宣布平反。因为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亲临监狱宣布我被无罪释放的那一刻起，我便不再是犯人而是公民。我的物品便属于私人财产而不得被侵犯。于是，我侥幸带出了我今天留在这里的文字。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星期四）

今天是清明节。
九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公判大会上，作为“不正的革命”集团的成员之一，我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革命群众的唾骂声中伴着凄厉的警笛，我和一群不正的革命分子被赶进了监狱的高墙铁窗里。如今，整整九年过去了，我仍在继续着我的刑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四月五日这一天的清明节对我亦犹如“断魂节”。

在这与世隔绝的墓地般阴冷可怖的流年岁月中，我也曾不断写着日记，记下那鬼火般星星点点闪烁着的往事，但监狱独有的一次次“清监搜查”使我至今只字未能留下。

人的一生真是变幻莫测、光怪陆离，有价值与无价值的一切往事都是错综复杂地包含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它们每时每刻都用偶然或必然的方式在产生和存在着。也是由于同样的自然法则，在人们的生活里，不管是珍珠般闪着光亮的业绩还是粪土一样臭不可闻的行为，都会在时光一往直前的流逝中或早或晚地湮灭在忘却的风尘中。

往事就那样无情的飘然而逝，犯人关心的只是今天，最多也不过是明天。有谁愿理解和回顾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昨天呢？也许，这里的现实主义就该如此解释。在这无限寂寥与空虚的特殊世界里，对于往事只剩下亦真亦假的朦胧回顾。

我命定的磨难尚未结束，亦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但我坚信它总能结束。为了那一天能清晰的看到我现在走过的路，我只有借助笔和纸记下我现在的所想所作和身边可能记下的一切才能使那时的回忆不再朦胧。因为时间久了，回忆将不再真实。

我知道，当我决心这样做的时候，人类这个最肮脏、最龌龊的角落自然是为我满布着荆榛，但我不怕，因为对于一无所有的我来说，已没有什么值得害怕失去的了。

我相信，我将要写的这狱中记事，我在这特定环境中一天天的真实记录，总有一天会以其独特的内容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我坚信这一点，就象我坚信宣告我无罪的那一天总会来临。

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星期五）

早上出工站队时，堆着满脸笑容的邵起才站到我旁边来，他趁人不注意把一包东西塞进我的衣袋。我伸手模模，那是一包烟叶。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请我帮他向石景山区法院写申诉。
捕前他是石景山地区一家医院的医生，他的罪名是利用行医之便奸污一个当时还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儿（并使之怀孕）。经女孩儿家长告发，他被定性为“兼银少女犯”判刑六年，在他的判决书上还写有“贾犯道德败坏，与叶、蔡、张等人长期乱搞两性关系，影响极为恶劣....”等字样。

他不服判决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那女孩儿是自愿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并非是他强迫、勾引；二是他与叶、蔡、张等人的性关系是他主动坦白的，不应列为犯罪行为。对这种案情我从心里感到厌烦。再说，就他的罪行判六年也实不为过，即便是写了申诉递上去了，改判或减刑的可能性也极小。

看来是这些天越刮越猛的申诉之风把他的心也吹活了，他不明白，社会上正在开展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错判的政治犯而并非是他这样的刑事犯。

心里这样想，但碍于情面也只好答应帮他。出工走在路上时，看着走在我前面的邵起才，除了感情上的厌恶之外，到也觉得他是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和队列中的犯人悄悄换个位置从侧面仔细观察他。晚上收工后，悄悄地把我的观察“成果”记下来。

他刚刚四十岁出头，但饱经恐惧与忧虑的面孔上却布满皱纹；他的身材不算矮，足有一米七七、七八的个头。但由于性格中的猥琐与精神的匮乏，腰总也直不起来；他那尖肖的双肩托着一颗纺锤体的脑袋，纺锤体最上端过早谢了顶，那发亮的脑顶两边，黑白相间的头发总是卷曲在一起，由于监狱的营养不良而显得蓬松干燥，就象一团肮脏的鬃毛；他那微黑的面孔上不恰当地安放着两只相距出奇得远而且老是显得睡意惺松的细长的眼睛。每当他堆起一脸的假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象是两只蚯蚓爬在淡淡的八字眉下；在一个鹰钩鼻子和大得出奇的嘴巴之间没有唇须，但下巴上却东突西挺地生着几根和整个面孔极不相称的胡须，这是他在分局长期拘押时因为百无聊赖而经常用手拔胡子解闷儿留下的痕迹。

他为自己的判刑入狱而痛苦，他强烈地怀恋着过去虽不算富裕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怀恋着与他有过肌肤相亲的女人和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儿。监狱生活的单调对他更显得难熬和可怕。

他最喜欢过周末，因为只有这一天，他才可以把入狱时穿的一双旧皮鞋擦得亮亮的，再把一条米黄色、被他精心压出裤线的毛料裤子穿在身上，低回顾影、自怜自爱。只有这个时候，他那伛偻的身体，才可以稍稍挺直一些。这时，他便象女人一样习惯的用手去拢一拢那光秃秃的鬓角和刺猬一样的短发，再取出一面精心保存的小方镜来久久地照看着......


一九七九年四月九日（星期一）

春天已悄无声息地来到人间，北国的渤海之滨对于四季分野是敏感的。早春特有的带着咸味和腥气的寒风从宁河县原野上消声匿迹了。柳枝吸饱春日的光辉，似乎也有了活力，不断地伸展着、晃动着、变得婀娜起来。

天地间仿佛有一只巨大而无形的画笔，一笔一笔由浅入深地用绿色描画着我眼前的一切，树木、村庄、大路、渠水和冬小麦，甚至连监狱的高墙也显得不再那么灰暗和阴沉。

低垂的柳枝一天天变得柔嫩起来，单调而刺目的灰黑色逐渐褪去，由浅褐色变成鹅黄色又转成浅绿色，象是爱打扮的小姑娘一样，一天就换上一件新颜色的衣服。鲜嫩的柳牙一片片轻盈的挂在树枝上，重重叠叠的柳枝从远处看仿佛是一片片轻纱，又仿佛是水面上泛起的淡淡水雾，使人看了心醉。

造物主从来都是公正无私的，正象冬天的寒冷、夏天的酷热一样，他也把春天的美丽和阳光的温暖不分贫富贵贱一齐分赠给世人，绝没有例外与厚薄。当然，由于人们的处境、身份和条件的种种不同，在大自然相同的景致中会产生出极不相同的心境。

今天，这春和景明的美丽风光使我沉醉和兴奋。也正因为我的沉醉与兴奋，才使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现在可悲的身份与处境，忘记了此时此刻我还是行走在没有自由的囚徒的队列中。

当我随同穿着清一色破烂的黑囚衣的队列下意识走完这一段长长的上工路程，听到开始干活的哨子声时，才使我从一路上那种忘情的、如醉如痴的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一种没有自由的痛苦的重压。

啊！这春天的良辰美景离我是这样且近又那样遥远。

我看着纷纷拿起铁锹走进麦地用近于机械的动作修着水渠的人们，不禁心中默默地想_____此时的他们又持的是何种心境呢？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三）

4月4日晚上，我依照法定的程序，向中队档支部递交了我分别写给北京市最高法院的申诉信以及写给清河农场管理处梁处长的、对于本中队管教干部张连仲队长殴打犯人的控告信。

正如我所预料，我的控告揭发信仿佛投出一枚重镑炸弹，在三中队的干部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太自信了，因为茶淀农场建场二十多年还从未有过犯人状告队长的先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人的囚犯如此大胆，竟敢控告捏着他们小命儿的政府干部。4月4日夜间，中队部里的纷乱和慌张通过杂务之口（犯人当中的值班员、干部的亲信）已经传到犯人中来了。

执法者不懂法是法律的悲哀，而一个国家的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却是法律可怕的沦落。

我十分清楚，在监狱农场里干部殴打犯人、体罚犯人的行为是屡见不鲜的。对于茶淀农场这些积重难返、无视现行适用法律的干部来说，通过我的控告揭发使其改弦更张是不可能的，我也从未有过这种奢望。我抱的一线希望只是他们不致恶劣到把我写的控告揭发信扣下就是了。但4天已经过去，信至今还未发出。

昨天晚点名后，在我对中队指导员杨光明的“请示”询问中，他已极为反感的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我问他：“我的申诉和揭发信交给您已经四天了，不知您给我转发没有？”他回答道：“这用不着你问，信我还没看完呢，等我看完了，该发的自然给你发（扬指导员的面孔是冰冷而不耐烦的）。”又问：“我的信都是挂号信，而且我在信上贴的邮票都是足数的，希望您把信发出去后把邮局的回执给我，行吗？”他回答：“你别操那么多心了，以后再说”。说着，他不等我再发话便扬长而去了。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很明显，我“打”的是普通管教干部张连仲的屁股，而疼在中队指导员杨光明的身上。

显而易见，从四月四日夜间开始，一场精心布置的严密监视就已经开始了。
“严格遵守作息制度，任何人如有违犯绝不轻饶”______四月五日早上全队犯人集合时由扬指导员庄严宣布了这条纪律。毫无疑问，箭已扣在弦上，它将为我而发。

夜里，杂务习东生和魏喜来不断在六组窗前走动或窥视，甚至走进屋里在我的床前“散步”。我强忍住心中的恼怒，装作熟睡未醒的样子。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已明显形成。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惟有忍耐而已。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

中午收工回来，随着人群刚刚刚走进大院，右边墙上一篇版面醒目、颇引人注意的版报文章顿时闯入我的眼帘，瞬间也吸引了几十个犯人来层层围观。这是一篇题为“何为耗子”的小品文。我一看那流利的字体和文章的口气便知此文出于扬指导员之手。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在犯人的黑板报上撰文而且亲自抄写，这到是监狱里少见的事情。

此文按其宗旨与开首之言无疑是针对中队里最近出现过的偷窃行为而言，但在文章结尾处却文不对题的这样写道：“我们要谨防那么几个政治耗子，因为他们出于极其反动的本质，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搅乱我们正常的改造秩序，他们是一切接受改造的犯人的最危险的敌人......”

真是心照不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射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此文看过一遍后，我自然知道所谓“政治耗子”指的是谁。而且窥破此文内情的也不乏其人。诈骗犯赵永树的奸笑、姣小玲珑却老于事故的贯窃杨志刚（1997年因贩毒被枪决）投过来的狡滑目光、李华杰（1985年到日本定居）那忧郁的神色、丁广林和王建明不安的表情、左继中轻蔑的冷笑都说明他们是深知此文奥妙的。反复看过两遍之后，我转身离开纷乱的人群回到组里。

下午从刘士贵那里得知，此文确系扬指导员的手笔并亲自抄录的。据他说，扬指导员对于负责版报的他以前经常启用象我这样的“黑秀才”深为不满，而且警告他不许再与我来往。

递交控告揭发信一事是隐瞒不住的，尽管我从未对谁讲过，但消息还是传遍了全中队。象是一场风暴到来之前海水必然掀起波浪一样，我控告张队长一事不仅在三中队犯人的改造生活中击起浪花，而且大家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好象我身上染有可怕的鼠疫病毒，大多数人都胆怯而小心的回避着我。原来一些熟识的人也不敢再对我表示热情。属于朋友之列的人固然有之，但也只能趁四周无人之时东张西望一番后迅速地叮嘱我几句要“小心提防”之类的话。

夜间我去厕所时碰见李秋生，他见四周无人，便悄悄告诉我，被我揭发控告的张连仲队长已找他调查过我的情况，让他对我进行揭发。原话如下：“你和李恒久过去接触是比较多的，他这个人思想极为反动，对你不能说没有影响，你要争取主动、打破情面、站在政府一边，想一想他都说过什么反动言论，你要及时汇报政府，政府等着你的觉悟......”

话没说完，值夜班的杂务习东生也像泥鳅一样跟着溜进厕所。他冷笑着说：“嘿！真巧啊，就你们哥儿俩在这儿，说什么呢？”我鄙视而戏谑地说：“策划反改造阴谋呢，你信吗？”他嘿嘿地冷笑着走了。李秋生吓得够呛，脸都白了，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李哥，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对你说的那些事儿。”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有事我扛着，绝对不会有你的事儿。”

李秋生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判刑以前是一名中学生。一九七六年北京发生地震时他还不满十七岁，因为和一群同学趁伙打劫轰抢一筐苹果，因而在地震的“非常时期”被从严判处十年徒刑。他认为自己判得太重了，他的家人也在为他四处奔走争取减刑。不久前我帮他写了申诉。过不久，检查院找他重新核实了案情，对他来说减刑是很有可能的。他为此而感激我，也乐于与我接触，把我当成了监狱中的大好人。这就是张队长找他调查我的原因。

幸好的是我并未向他“散布”过什么“反动言论”。但政府的“网”既然已经撒开了，还能让我漏掉吗？

一九年七九年四月十六（星期一）

几天的“冷战”使周围的空气越来越沉闷，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与春天阳光的明媚实在不协调。天气一天比一天温暖，我却一天比一天感到寒冷。阳光是和煦的，我却听到由远而近的隆隆的雷声，我预感到一场人为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中午趁大家休息时，我再次仔细清理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把我的申诉及控告信原稿转移到我一年来的好友李华杰那里。虽然我知道由于我的“问题”，他也已经成了监控对象，但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在这人心浮动的时候，能够让我信任的人实在所剩无几。

下午由于押送犯人出工的警卫有事，整个分厂停工学习，学习的材料是严格布置好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讨论“当前大好形势”。期间去厕所时，在过道碰到张志勇，他见四面无人便悄悄告诉我，昨天晚上就寝后，丁广林又被张连仲队长“客客气气”地请去了。据他说是追问为什么丁他要参与我的事，废寝忘食地为我抄写上万字的信件。其它情况他也不十分清楚，因为他和丁广林虽然同在一个组，但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时候也不敢过多地私下交谈。他只能含糊地告诉我，上边已经对我下手了，要对我的控告揭发信一事查背景、找同谋，一旦凑足材料就要对我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

张志勇出身于干部家庭，捕前系学生出身。在一九七五年的天暗门事件中，他因打伤了当时的工人民兵，以刑事犯罪判处六年徒刑，他为人正直、善良、极富正义感，他和监狱里大多数刑事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他有思想、他鄙视身边的罪犯，也看不起那些为所欲为的监狱管教干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谨慎和冷峻。他写了申诉并请我为之修改后，悄悄的让家里人探监时带走了。
他对自己的被平反极有信心。

张志勇当在我的朋友之列。

我请他告诉丁广林暂时不要与我接近，一旦有什么麻烦事尽可推到我身上来，天大的祸事由我一人承担，他点头去了。

丁广林是____这是北京昌平县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他自幼酷爱书法，生性耿直。他由于家庭出身（出身富农）所累，加之喜欢文学，无辜遭受牢狱之灾。来农场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彼此不断地了解，这个勤奋好学而又诚实可靠的年青人不仅引起我的好感而且成了我最接近的朋友之一。这半年来，他用自己那一手漂亮的仿宋字补偿了我字迹的潦草和难于辨认，他帮我抄写了几万字的书信和笔记。他是我最忠实和得力的助手。

现在，当我想到由于自己的轻率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不仅给自己也将给他带来不应有的灾难与不幸时，我的心不由得缩紧了。真的，如有可能，我愿用十倍的痛苦来为他求得解脱，但恐怕为时已晚，况且，他也绝不会弃我而去，他更不会用出卖我来求得自己的苟且。正因为我深知这一点，也才感受到一种极大的痛苦和内疚。

李华杰_____这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唯一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可与之明言的至诚好友。
李华杰_____他可谓是“大海里的木鱼儿，闯荡江湖的老梆子”了。从十四岁起，在北京的流氓圈儿里，他就以“小日本”的绰号而叫响了。在公安局里他也曾几进几出，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以不正的革命流氓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刑十年。

我们是同龄人，但却走着不同的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愣是以流氓自居，决不参加红卫兵。他成了西城区德胜门外一带声威赫赫的“顽主”，就连他的母校北京十三中的红卫兵也惧他三分。

他的父亲李少鹏是一九二三年参加某某的老革命，是中国革命早期的著名领袖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忠实战友，在档史上被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由于他一生都在反对伟大领袖，所以尽管他也是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但后半生都在风雨飘摇中度过。

一九三四年红军反围剿失败后，他随同李立三、王明等人一同被送到苏联学习，在那里他第二次结婚，娶了他的苏联妻子（他的妻子是蒋经国夫人的亲妹妹）。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中国，但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不久，他又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为妻。李华杰就是他和这个日本女人所生的儿子。

有人说第一代混血儿是最聪明的，这话有几分道理。他虽然身在江湖，但着实读过不少书并练就一笔好字。他属于流氓中有思想的那一类人。在茶淀农场的服刑生活中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干起农活来却是一把好手，不管干何种农活儿他总能“偷机取巧”干得省工又省力。他似乎是流氓群里天生的领袖人物，在三中队的犯人中也颇有威信。

由于他的复杂而又不同寻常的身世，也是由于他在犯人中的威望，队长们也轻易不去触动他。

半个月前，他就建议我不要去理会干部们的行为，他忠告我，只要不触犯我们的利益，只管冷眼旁观便是。但我执意而为。其后，他又忠告我如果写信状告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也不能让丁广林代笔抄写，以免召来结档营私，组织“反改造集团”的罪名。但我太幼稚了，我深信我的正确，我深信我写的控告信是在劳改政策和法律允许的限度之内。我实在不相信六中队的政府干部真敢无视和践踏刚刚颁布的监狱管理法。那时，我把他们这些自命为档和政府忠诚干部的人们看得太善良了。

现在，渐渐逼近的灾难动摇了我过去的想法，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政治上的天真。事实正象华杰预料的那样，丁广林将要受到株连，而且受株连的还远非他一人。

久居劳改场的犯人是善于查颜观色的，几天来，他们对于扬指导员的意图早已心领神会。平日那些不甚往来的犯人固然有的对我同情、有的莫衷一是，但更多的“靠拢政府”的犯人却是象苍蝇一样叮着我、偷偷监视我，希望从我的行动中找到可以汇报、可以立功受奖的材料。但不管人们持何种态度，冷漠和疏远都是明显的。这使我感到压抑和难堪，更感到孤独。但我决不示弱，我强作欢颜，假装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我知道，那些躲在暗处的人正期待我由此造成心理上的痛苦与压力，期待着我被激怒，那才是整我的最名正言顺的借口。

这种难以忍受的心情逐渐转化着，接替它的是愈来愈强烈的愤怒与仇视！仅仅是由于多年来监狱生活付与我的理智，才使我将其压在心头。但我真害怕，害怕有那么一天，由于我的理智控制不了感情，就象火山一样，将这种有害无益的情绪一下儿喷发出来，那时，首先被焚毁的将是我自己。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早晨，乳白色的大雾从天而降，沉重的雾气从敞开的窗子弥漫到屋里来使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出于对犯人“安全”的考虑，在监狱里这样的天气是绝对不能出工的。

八点钟，杂务魏喜来到各组通知今天停工学习，学习内容是集体讨论“监规纪律”，每人都要对照自己的改造行为认真检查。

九点钟左右，杨指导员突然把王青智、李秋生、李大海等人传到队部去，说是由于改造的需要，马上把他们调到一个新的劳改单位。

犯人的突然调动虽然在监狱中是经常发生的，但这次单单调动这几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和我都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李秋生是被他们公开称之为我的“走卒”的人，李大海也被人们戏谑的称之为我的“保镖”，而王青智_____ 这个四十三岁的奸污亲生女儿的大流氓，由于他对诗词的酷爱和我来往也较为频繁，这都是众所周知的。毫无疑问，调走这几个人是因为“政府”把他们看做我的羽翼而首先被剪除的。

在监狱里只允许有“同犯”而不允许没有“难友”的关系。

在周围严密的监视下，“同犯”之间的送行是根本不行的。学习讨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断了，大家无声地从窗子里望着即将离去的“同犯”在朦胧的雾气中来来往往搬运行李。

二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是仓促的，但李秋生到底还是找个借口到三组门口来向我告别。这个因为轰抢了几斤苹果而被判刑十年的年青人此时眼睛是潮湿的，他难过的握着我的手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我不愿太伤感，便笑着对他说：“到了新的地方要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

当我把手抽出来才知道他放在我手里一个纸团。
三十分钟后，一切调动手续办完，一架手扶拖拉机带着他们隆隆驰出监区的铁门，随后便消失在浓浓的大雾之中。从那以后，3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也无从得知他们的下落。

转身回到我的铺位上。组长王平已开始干巴巴、枯躁无味着读着“监规纪律”。大家都在沉默，我不知此时他们是在洗耳恭听呢还是想着各自的心事？由于我的铺位是在最里边靠近窗户的地方，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悄悄打开刚才李秋生给我的纸条。上边写道：“突然的分手是我想不到的，你的帮助和教到（导），不管到哪儿我也不会忘记，再次感谢你为我写的申诉。我相信它是一定会见效的，最后，望你千万、千万小心的保重自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下面是他的家庭地址。

看完后，我在手中把纸条揉烂，吞到肚子里去。
九年多的监狱生活，仅我自己被突然调动就达五、六次之多，看着别人被调动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因而这类事情对于别人固然容易触景生情，对于我实在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但在我现在的处境下，看着这几个一直融洽相处的人被调走，心里到底还是很难过的。

有人把监狱比喻成一列向前开动的火车，这是很形象的。九年来，我从这一节车厢走进另一节车厢，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又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离去，大家仅仅由于旅途的相逢才熟识起来，人们由于萍水相逢而又素无嫌隙，彼此产生“善”的感觉总比产生“恶”的感觉要容易得多，加之同样的命运和某些性格、情趣的共性，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友谊”。

这种“友谊”是存在于感情之中而并非是存在于理智中的。因而，在平常没有风浪的日子里，它尽可以和谐地维持下去，但一遇“风浪”、遇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被危及时，那就很难说这种“友谊”还能否持续下去。

刑事罪犯的最大特征和共性是极端利已，这也是流氓无产者整个阶层的共性。因此，友谊尽可以存在，而限度是决不能超过的，这也就是我与被调走的几个人的确且关系，不管他们对与我的“友谊”持何种态度。

大雾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渐渐地散去，出工是不可能了，大家都乐不得在家休息了一天。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午饭后，邵起才被叫到杨指导员办公室。听说是“石化区”法院的人接到他递交的第一次申诉后，现在来找他核实情况。人们都在睡午觉，我躺在床上偷偷的读“欧洲哲学史”。

一个多小时后，邵起才回来了，是被杂务押解回来的。只见他满身是泥土，衣服也被扯烂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双臂疆硬地下垂着，好象失去了控制。前额上，一个核头大小的疙瘩向前突出着，还在往外渗血，一幅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平时那种自命不凡、鹤立鸡群之态一扫而光，连影儿也看不见了。随着门被撞开和杂务成震开的连声呵斥，人们都被惊醒从床上爬起来。

从成震开那冰冷嘲弄的口气中得知，由于邵起才在与法院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发生顶撞，使坐在旁边的杨指导员感到恼火、感到有损于他这个三中队主管干部的威严，便大光其火，左右开弓的打了贾文启三十多个嘴巴，打完后，又把邵起才摔倒在地，命令杂务狠狠的将其捆绑起来。这就是贾文启带着那一幅尊容回来的原因。

一年来，茶淀农场的干部象这样殴打犯人的事件我已见过多次，所以也见怪不怪了。不过，由杨指导员这个张口政策，闭口法律的人亲自动手，而且打的不是年青人，而是这样一个四十多岁、有着知识分子强烈虚荣心的人还是第一次。对于邵起才其人，我虽不感兴趣，但由于命运的相同，对于他的被殴打，我在内心里感受着极大的不公和愤怒。杨光明身为一队之主，尚且如此放肆，又怎么能使其它干部受到约束呢？无怪乎，我控告的是张连仲，而他却大光其火。

打水洗脸时碰到李华杰，这只不轻易流露感情的“老狼”，脸上也带着压抑不住的愠怒之色，他问我怎么看待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杨光明的本意是想‘杀鸡吓猴’给我一点儿颜色看。”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告诉他：“我偏要去刺激刺激姓杨的，今晚我就再去催问他我的控告信到底发出没有，看他作何表示”。他眼睛看着别处沉思着说：“那到没必要，他们快要对你下手了，你的信别再指望从他手里发出去，现在姓杨的已经昏了头，你应该采取措施给他一点压力，使他不敢对你太放肆才行。”

我讨教用什么办法，他说：“赶快写一封信，把你的控告信被无理扣压之事写清楚，上工时找机会交给分场的齐教导员，让分厂的头儿知道此事，这样他们就不敢太过分了。”

看他迈着一对儿难看的日本式的罗圈腿摇摇摆摆地去了，心里对我这唯一的“同谋者”实在是感到由衷的敬佩，难怪有人说，第一代混血儿都是极聪明的，我真的信了。和他的老谋深算、料事如神相比，我实在是逊色。

看着他，又使我想起一年前从北京第一监狱分手的李少白，他们二人虽然是“罪行”不同、经历各异，但却有其相通之处。如果说，在我身上真有一点儿像他们说的“为达目的不计后果”的拼命精神，那他们二人在监狱这个“战场”上却都是不折不扣的巴雷姆（十七世纪法国术学家）。他们二人都是我难得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挚友，但在对我表现友谊的方式上却不尽相同。

前者（李华杰）绝不从正面批判我的意志；对我一切“本能的”对抗“政府干部”的行为，他在原则上都是赞成的，他绝不劝我去逢迎那些犯人的主宰者得以苟且存身；但在手段上，他却凭着冷静的头脑、慎密的观查，经常提出计箅清楚的步骤弥补我的不足，因此，熟悉我们之间关系的人赠送他是我的“狗头军师”的雅号。

而后者（李少白）在二十个月的相处中，却是用他诗人的无情针贬不断对我进行往往是难以接受的规劝。用他同样准确的预见，对一切行动都先谋退步、留有余地的处世之道来校正我的狂热与作事的不计后果。

前者对我的帮助偏重于手段和策略，后者对我的规劝偏重于生活的目的与原则。从感情上说，李华杰使我感到更为接近；从理智上说，李少白的忠言对我亦是不可或缺。但思想已构成事实，后果尚待得出的此时，我感到最需要的还是李华杰的权谋而不是李少白的原则。

晚上学习时全队集合起来，杨指导员先入为主，在他声色俱厉地咆哮一顿之后，宣布了对邵起才的处理结论。谓之曰：“反改造气焰极为嚣张，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因而需要严管。”一鼓定乾坤，这个经常被干部请去按摩、看病的邵大夫就这样被送进了具备着各种管教手段被称之为“严管组”的狱中之狱。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把我写给北京中级法院的个人申诉和写给检查院对干部虐待犯人的“控告揭发信”同时交给六中队的管教们由其转发实在是我的失策和考虑不周。从切身的利益得失看，前者直接关系到我的命运与未来；后者是出于义愤，出于对大家都看得见却又都敢怒不敢言的事情的申张，而这和我的切身利益其实并没有直接冲突。我的申诉由于并未触犯这些监狱农场干部的即得利益，一般说来，他们还不至无缘无故地扣发，而后者矛头所向是直接危及他们的前途和干涉着他们的现实利益，揭开了他们害怕被揭开的内幕，这当然是要被刁难的。

现在可以肯定我的“控告信”是被扣发了，但同时交给他们的我的申诉会被单独发出吗？这是不可能的。我怎么竟然糊涂到把这两件极不该一起办的事情放在一起办了呢？

我读过黑格尔，而且自以为懂得辩证法，但居然如此糊涂地处理这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矛盾。昨天晚上在我对杨的追问中，他的回答已明确告诉我，我的“控告信”他们至今没有发，而且由于扬指导员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发出去了。“控告”也好、“上诉”也罢，这都是法律赋与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力，而杨光明今天公开扬言：“没必要给你发”，这使我大吃一惊，想不到他们竟卑鄙到如此程度。

下一步怎么办呢？把申诉复写一份再发出去已不可能了，我是处于被严密监视下的犯人，我一动笔就有人走到我跟前溜达，想方设法看看我在写什么。而且即使我把申诉抄写完，又交给谁去发呢？应急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放在华杰那儿的最后一份底稿让他私下转移出去，直接寄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私下发信在监狱里是非法的事儿，但这是他们逼的。可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用这种方式能够顺利地把“申诉”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吗？

头上的阴云已经密布了整整二十多天，暴风雨肯定要来的，我希望把这一重要事情作完之前千万不要出事儿才好。

下午，张之学偷偷告诉我，据说是文革中的“红色外交家”姚登山（中国驻印尼大使）的独眼公子_____姚琪今天一上午没有出工，由习东生、魏喜来作参谋在组里写对我的揭发材料。好一个政府干部，只要能打人，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可用作武器。不过对姚琪来说，我还不能怨恨他，他从过去对我的唯唯诺诺转变到现在立场，这是我自己造成的。由于感情上的厌恶，我对他确是太刻薄了，几个月前在对他的批判会上，我使用的语言太尖酸刻薄了，使他无地自容，从此怀恨在心，才使杨指导员现在能够把他拿来当抢使。不过，这个一年来一直以我的“小兄弟”自命的小混蛋又能对我揭发出什么呢？

当初和李华杰一同写对他的批判稿时，因为我措词的酸刻激烈，他就建议我把语气写得婉转一些，应付一下算了。但锋芒毕露的我（我现在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到底还是使用了我贯用的语言结束了这篇刁钻的讽刺小品。这固然在批判会上博得阵阵轰笑，会下受到犯人交口称誉的“嘉奖”，但在哗众取宠之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就是招来今天潜在的祸患。

华杰尽管也是才华横溢、文字练达，但批判稿却是写得又幽默又得体，不偏不倚，上下不得罪。的确，在各方面他都胜我一筹啊！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

明天就是“五一”节了，今天全队没有出工，在家学习。
距“四人帮”的完蛋已经快三年了。三年来，社会上变化是巨大的，从报纸、广播和人们的传闻中都不断传来这方面的消息。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的历史如今又被颠倒过来。自从对历年“冤、假、错”案大面积地复查以来，监狱中的政治犯一个个地获释。从眼见的监区以至中队的情况看，无罪获释的“现行不正的革命”已经不少了（左继中已被平反释放）！但为什么我的问题却至今无人问津？从去年底开始，我的申诉已写了三次（不包括这一次被扣发的）但却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清晨，听着窗外春风徐徐拂动的杨树发出哗哗的响声，看着身边不断发出沉重鼾声的人们，一种迷惘、压抑的心情油然而生，在痛苦的失望中，我坐起身在寂静中信笔写下《晨风》这首诗。

晨风：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簇集的绿叶在晨风中轻轻煽动。
仿佛是对晨风的抚慰感激不尽，
它喧闹着发出飒飒的响声。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晨风热烈地频频吻着窗棱，
仿佛是要把沉睡的铁窗暖化，
啊！为什么总是这般的冰冷？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这晨风莫不是春天又去的信风？
只是别前不愿踏上远去的行程，
才在窗外踯躇叹息，徘徊不定。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轻轻搅动我甜蜜的梦境____
晨风不断吹来，大地终未苏醒。
只有窗外的绿叶在歌唱寂寞的黎明。

中午在甬道洗衣服时，恰好丁广林过来。他见四处无人，匆匆忙忙把前几天他被张连仲夜间审问的事告诉我。

他说：“那天晚上，我一走进队部，张连仲就让我坐在小板登上皮笑肉不笑地问我：‘你给李恒久抄写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抄写过，那是他控告你踢打犯人的揭发信。’他又问我：‘你为什么帮他抄？你知不知道他是思想极为反动的现行不正的革命？’我回答：’这跟他的案情没关系，法律不是允许犯人控告干部违犯政策的行为吗？况且他求到我，我也不好拒绝。’他凶狠地说：‘他干的是不正的革命的事，你替他抄写，你就是同谋。’我回答：‘您非要那么说，我也没办法！’张又说：‘我们认为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你的错误是属于受骗上当、属于被他利用，从现在起你就要跟他划清界限，对他进行大胆揭发，争取立功赎罪’”。这就是对话的基本内容。

在一年多的相处中，对我的所作所为从未有过任何异议的丁广林，今天却破例对我进行了批评，批评我对于他们的狠毒给予了过低的估计；批评我不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批评我太刚愎自用、急于求成；批评我忽视了主要的奋斗方向而把精力放在了他们身上。他的话我并不完全赞同却又无言以对，也许今后的事实会为我的是与非作出结论吧！

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星期日）

象是孕育着婴儿的母体，在经过长时间的难产后，哪怕诞生的是令人恐惧的怪胎，母亲也总算从阵痛中解脱出来，而这时的痛苦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性质了。

今天是星期日，大家都在包饺子。
在三中队，每隔个把月犯人就可以改善一次生活，由监狱伙房按犯人规定的粮食定量把面粉和青菜等分配到各组，由犯人自己包饺子吃。

九点钟，十个组的饺子都已包好，分别送到伙房门口，准备下锅了.....
三组和我铺位相临的尚乃成从早上就被杨指导员叫走，去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忽然，已经当了杂务的吴晓光传来杨指导员的急令，“六组全体犯人到队部门前集合，不得迟误。”

全组犯人迅速跑到队部门前的影壁下，惴惴不安地一字长蛇排好队并站得笔直，象是等首长检阅的仪仗队。大家屏住呼吸，心里都在想，“不知又该轮倒谁倒霉了”。

人，终于从队部出来，但不是杨指导员，而是被他叫去的尚乃成。这个因强j罪被判刑三年的尚乃成真是好一幅模样，棉衣的领子被拉下来露出棉絮；鼻子滴着血，嘴角也滴着血，脸上是青肿的，眼角还带着没有抹去的泪痕。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刚挨过打的痕迹。

杨指导员随后走出来，只见他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拿着烟，那怡然自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像个大干部。他抬头示意不知所措的尚乃成站到一边，踱着方步喷着烟圈走到这一排恭候已久的犯人面前说：“尚乃成家里寄来的物品中有一迭复写纸，你们知道，这是监狱里绝对不允许的，应该没收，尚乃成不满意，回组后居然漫骂政府干部，你们当中当时就有人向我进行了汇报，现在你们说，还有谁听见他骂人了？”副组长王平抢先回答“报告指导员，我听见了。”长着一双三角眼，身材只有一米五几高的王士富也忙不迭的说；“我也听见了，他是骂人来的......”

看着我无动于衷，杨指导员沉不住气了，“李恒久，你的铺位离他最近，别人都听见他骂人，你听不见吗？”他点着我的名说。

“我没听见，他取回东西时我已经睡着了”。我想了想，这样回答了他的不怀好意的问话。

“你胡说，你不仅听见了他骂人，而且还跟他说了话。”他猛然停住一直在踱着的方步，把抽了一半的烟蒂扔在地上凶狠地说：“不识抬举的东西，从今天起，我宣布你被中队严管。”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不由得有些胆怯。“早知道你会这样，我并不奇怪，不过我没听见就是没听见。”我勉强地冷笑着对他说。

杨光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聪明的他却找了一个最不聪明的理由把我送进了严管组），他宣布了解散。尚乃成不明不白地挨一顿臭揍之后（为了我）也就被“特赦”了。习东生，成震开、魏喜来等几个杂务浩浩荡荡地押着我回组里去收拾东西。

就这样，在从八个组窗口投出的上百双目光下，象一头被送进屠宰场的猪，我被送进了严管组。我想，苍天若是有眼，它一定看到我当史的脸色是十分苍白的。

严管组的组长是杨光明的亲信犯人赵宏英、谷有清和景茂全。三位组长的身份如下：

赵宏英是不正的革命犯，现年二十八岁---刑期七年（在后来的改造中精神失常，保外就医）；
郭有清是盗窃犯，现年三十八岁---刑期三年（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乡）。
金保全是流氓贪污盗窃犯，现年四十五岁---刑期八年（不知道后来的情况）。

十一点钟，一碗早已冰冷的饺子被送到严管组，这是我按照犯人应有的四十五斤定量吃的最后一顿饭。在严管组七个可怜人异样而贪婪的目光下，我心不在焉而又毫无滋味的大嚼一顿，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持这种眼光呢？


八、狱中日记（二）

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星期一）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被严管犯人就按照严管守则特殊规定的作息制度提前起床出操了。在赵宏英那难听的公鸭嗓的喊叫中，大家揉着极度缺乏睡眠的惺松睡眼，迅速而听话地从床上爬起来，把被子整整齐齐叠好后排队去厕所，从厕所出来一直走出中队大门，来到监区大院。

对严管犯人的第一顿“杀威棍”就是背诵严管守则和监规纪律，站在院子里背诵，不背熟是不能睡觉的。幸好爹娘给我一个好记性，使我免受了彻夜的寒霜之苦。

犯人就寝的哨子吹过不久，我已把严管守则十二条和监规纪律十六条背得滚瓜烂熟。经值班的严管组组长赵宏英考核后，我被批准睡觉了。

但这一夜我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我在咀嚼着个中的苦味，想着已被森严的严管制度隔开的难友们；想着调来农场一年多的经历；想着从现在就要开始度过的狱中之狱、囚中之囚的难熬岁月。快起床时才昏昏然沉入梦乡。

现在，随着这只小小的队伍，伴着尚未消逝的繁星与带着寒意的夜风，在严厉的口令声中机械地操练着，大家跑步时还要大声喊着“一、二、三、四”。那口号声、口令声夹杂着赵宏英野蛮的叫声，回荡在寂静而空旷的监区上空，人们都还在酣睡......

我像在梦中一样，毫无知觉地做着与大家一样的动作，抬腿、走步、张口、喊号.....半小时后，严管犯人操练完毕回到中队院子里开始打扫院里的卫生，直至全中队犯人起床为止。这是严管组每天生活的第一个内容。

洗漱完毕后，全体被严管人员排队回到严管组，每人都按照规定的姿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规规距距地进行每天例行的“反省”，默诵监规纪律和严管守则。屋里静极了，只有值夜班的赵宏英不时翻动着报纸并且象驴一样喷着鼻子，发出有节奏的“嗯、嗯”的声音。

这是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特殊监舍，四面墙壁被生了一冬天的砖砌炉灶熏得黧黑。靠南面的地上，铺着一层十公分高的散发出浓厚霉气的烂稻草。八床被褥按规定整齐地码放在地铺里面。由于严管期间的犯人不能拆洗被褥，所以尽管肮脏，却也直得象一条线。

房间里的北面是一个用土坯垒成的火炕，和地铺之间形成窄窄的通道，这是和被严管犯人以示区别的严管组组长夜间值班休息的地方。炕上铺着崭新的苇席和那几个“上层”犯人的线毯，同样叠放的整整齐齐。

火炕旁边横放着一张用柳木作成的简陋的桌子，桌子东摇西晃的，似乎一脚就可以踏得粉碎，这是严管组组长的办公桌，也是被严管犯人决不许靠近的唯一一件“高级室内用具”。

《严管犯人守则》、《监规纪律十六条》和严管犯人守则的《补充规定》分别贴在三面墙上，那是知名人士巨赞先生的得意门生而现在被定为强j犯的张士辉用一笔绝妙的隶书抄写的，他的生花妙笔用在此时此地，实在委屈了他和他的老师。

上工的时候，被严管犯人走在队伍最前边，八个人分成两排，两个组长威风凛凛地跟在后面，像是工头。严管组和中队犯人相隔两、三米的距离，仿佛是大队人马的先头部队，显得十分扎眼。从监区到地头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居住在马路两边的干部家属和其它中队的犯人指指点点地把这几个自惭形秽的、不幸的人当成了消闲解闷的谈话资料。这种带有纯粹侮辱性的强制措施，这种不光彩的招摇过市把我气得发昏，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我无法忍受，我要抗议！但“先头部队”后面紧跟着的两个严管组长却未容我开口，便连声呵斥着“快走，快走，跟上队伍。”我终于明白，向他们表示我的愤怒和抗议无异于对牛弹琴，只有忍耐着，忍受着，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到了地头开始劳动时，严管组犯人也是和中队其它犯人隔开的，而且不仅隔开，还要紧紧挨着警戒线旁边的警卫。

按照严管守则之规定，严管犯人只能吃到36斤粮食（比正常犯人规定的45斤定量少9斤），还要干人的体力无法承受的最大工作量。严管守则明文规定犯人在严管期间，应比正常犯人多干一倍的活。

今天的农活是作土梗，我拼命地干，但直到下班，也没完成这双份的劳动任务，别人也大都没能完成。中午收工回来，被严管的八个人中有六人因此被罚站。

朱明武____这个已经关了四个多月的老严管组成员仅仅因为说一句“我确实拿出全部力气了，真干不完呀！”因而对其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身体成直角地面向墙壁蹶着......

对我说来，这还刚刚是开始啊！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星期四)

进严管组已经一个月了，杨指导员还是毫无理睬我的意思，也许就像他说的，先来磨磨我的锐气吧！

到农场这一年多，尽管和六中队某些管教干部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但和犯人的关系总还处得比较得体。就连严管组现任组长赵宏英、郭有清对我也是客客气气、相安无事。而且郭有清在我被严管之前正有求于我，这种微妙的关系使我还没有像其它人那样动辄遭受打骂。但我知道，这种情面上的肤浅关系是不会持久的。

《严管守则》内容如下：
１、每天必须抓紧时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住席著作，阅读《人民日报》，三天写一篇心得笔记，一周交一份思想汇报。
２、每天必须学习严管守则及补充规定，要在入严管组当日内达到熟背的程度。
３、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向政府交个人当日改造情况的汇报。
４、每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除参加严管组的集体活动外，召开小组批判会及改造总结会。
５、随时准备参加中队批判会和各小组的轮流批判会。
６、严管犯人绝对禁止串号；严禁和其它犯人交谈，绝对禁止大声喧哗、吵架等行为出现。
７、除按监规第三条执行外，其它一切非允许物品严禁带入严管组。
８、严管期间，不准接见家属，不准通信，不准吸烟及带进非囚粮食品。
９、严管期间，除生活必须品外，其它物品一律不准购买。
10、不得隋便离开监舍，如大小便必须按规定时间经批准后方可；打饭、洗漱必须按规定时间集体行动。
11、在劳动生产中，不得随便离开劳动现场，不准和其它犯人说话，必须加倍完成生产定额并参加一切业余性劳动。
12、上述守则必须严格遵守，违者严惩不待！

除上述《严管守则》规定的内容外，对严管犯人还伴有经济上的惩罚措施。

在农场从事农业劳动的罪犯按劳改局规定，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是45斤，零用钱是2.5元。但六中队的“主宰”杨光明却私自规定，犯人凡进严管组者，粮食定量最多不得超过36斤，而零用钱只有1元。说36斤为最多，因为严管组组长也握有“夺我口中食”的权力，他可以根据所谓“被严管者的表现”在“必要时”扣除其部分定量，直至每天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仅仅吃上一斤或八两粮食（这是名义上的，事实上连这个量也不够）。这种自上而下的土政策，被杨指导员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按改造好坏给予不同的待遇”，甚至美其名曰，“这是不搞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

真是活见鬼！这是他对现行劳改政策的超常理解。有人说他“善于把最小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这是千真万确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一）

清晨四点钟，天已经亮了。下了一夜的雾还未散去，乳白色的浓雾拥挤着、弥漫着在天地间已达到饱和的程度。

严管组八名犯人象牲口一样列队被赶出中队小院的铁门，来到坑洼不平的监区大院，走上那条唯一修得比较平整的“中央马路”。其实，这算什么“马路”呀，不过是一条“下起雨来泥沾脚”的土路而已。八个人的队伍也不过只有三、四米长，但在浓雾中却首不见尾，尾不见首。

这条土路两旁是去年建厂时，各中队为整修自家院子到处取土而造成的大小不一的数十个土坑。又由于清河农场地势低洼、水位太高，从地下渗出的碱水把这些土坑联成一片。一年多来，这里已成为各中队的垃圾站，堆积着臭不可闻的形形色色的垃圾。所以，从去年夏天到深秋，蚊子、苍蝇和各种不讨人喜欢的小小昆虫都把这儿当成滋生地和游戏的乐园。现在，刚刚解冻不久的积水、赃水一汪汪地托着斑斑点点的绿锈，平静得即阴郁又凄凉。

然而，在前几天的“植树节”栽下的几十颗树苗到也显示出一点生机，这里有刺槐、窜天杨和柳树。它们沿着“马路”和臭水沟的边缘分成两排，一直向监区大门口伸展过去。在雾色中，朦朦胧胧、影影绰绰的，从远处看起来，有一种迷离的梦境之感。

一盏尚未熄灭的水银灯在水泥电线杆上高高悬挂着，在雾气的包围中泛着莹莹的淡蓝色的光。在这宁静而湿碌碌的清晨，显得那么高远，又是那么神秘而诡谲.....

终于，透过沉沉的雾气，太阳艰难地爬到狱墙上，它仿佛裹着一身厚厚的尸衣，无力地投射出淡淡的红光，即没有往日眩目媚人的光泽，也失去了它的欢快和敏捷。这时，一切都不动、一切都沉寂着，树木、空气、水银灯，那安着电网的狱墙以及投射在浓雾中的惨淡的阳光都仿佛被人工镶嵌在那里一样。只有狱墙外传来的阵阵蛙呜时而打破清晨的寂静。

天气不佳，人的心情也受影响，八名被严管者在浓雾中进行着每天例行的出操练队。大家随赵宏英短促而凶狠的口令在机械地挪动着脚步，都是懒洋洋的无精打采.....

昨天晚上由于张治国偷了严管组组长谷有清的半个窝头，以至整晚对他进行批斗，直到深夜两点钟才让大家睡觉，睡到四点钟就又起床了，精神从哪里来呢？

杨进喜一边走一边打瞌睡，他没听见赵宏英喊“立定”的口令，一个趔趄撞到前面的王来喜身上。赵宏英勃然大怒了，他走过来，照着杨进喜的屁股狠狠踢了两脚，喷着唾沫星子怒骂着：“混蛋，找死啊！你他妈的长耳朵是吃饭用的，听他妈什么呢？喊他妈‘立定’了，你还走！”

杨进喜一边捂着屁股，一边扭过头惶惑不安的看着他喃喃说道：“我实在困了，昨天才睡二个小时能不困吗？”听着他的分辩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果然，赵宏英狞笑着说：“好吧！就他妈你一个人特殊，二个小时你嫌睡得少，你他妈今天晚上给我在外边站一夜。”随后又恶狠狠地对大家说“回去，都他妈给我回去”！大家跌跌撞撞地回到中队后又开始了每天例行的全院卫生打扫......

晚上，不管杨进喜怎么哀求，他到底还是被罚站到半夜。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清河（茶淀）农场建国以来就是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里的大量盐碱地在犯人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垦殖中都被改造成了良田沃土。为便于对犯人警戒和管理，这里的耕地都进行了特殊规划，一百亩或二百地划为一甬或一条，各中队犯人劳动改造的地界就是以“甬”来划分的。

上午的劳动是到十二甬去平地，下午因为下雨，全队停工学习。
自从我被关进严管组，转眼一个多月了。由于我被严管，严管组更加戒备森严了，完全是一幅剑拔弩张的气氛。昨天晚上，赵宏英被杨指导员叫去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疑问，那是针对我的问题而面授机宜。
赵宏英回来后又把郭有清和金保全叫到外面传达了杨指导员的密令。

今天早上刚一起床，赵宏英就把严管组八名犯人集合在门口训话，传达政府的两项指示：其一是重申严管组犯人绝对不准离开室内，不得与其它犯人接触。其二是严管犯人之间要开展检举、揭发运动，立功者受奖，违者从严惩处。说完后，他大有深意地扫了我一眼说：“李恒久你尤其要注意！”

这样一来，严管组虽然还是和大队一同出工，但不用说和别人讲话，就是彼此点头示意都难逃严密监视我的人们的眼睛了。

晚饭后学习时，杨指导员亲自召集全中队各组执行员（组长）开会。九点钟，赵宏英回到严管组，手里的板登（组长开会时每人要自备板登坐成一圈）还没放下就大声对我说：“从今天起，政府勒令你交待问题”。

“早就说过了，我没什么可交待的。”我把正看的《人民日报》放下，抬起头对他说。

赵宏英说：“这是刚才杨指导员的批示，而且从现在起，全中队要开展以你为重点的坦白、检举、揭发运动，你要放明白点儿，自已争取主动，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

我沉默地看着他。赵宏英眨了眨他那露着寒光的三角眼用试探的口气又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看他那狐假虎威的神气和尖嘴猴腮的无赖相，我只感到恶心。“他们可真下本儿啊！”我这样想也就脱口说了出来。

赵宏英习惯地用右手揪着自己的下巴冷笑着说：“李恒久，我跟你说，我跟你、跟华杰过去都不错，你也确实给我帮过不少忙，现在虽然公事公办，对你我还是客气的，但你要不识时务，别说我赵宏英翻脸不认人。”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反问他。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我还是劝你，你是有学问的人，别干傻事。”说完他扫了一眼坐在自己铺位前读报的其它人，又把正在值班的严管组副组长谷有清叫到外面去。

到底是"同病相怜"，他们刚一走，严管犯人朱明武、王来喜、邵起才等人便趁机小声而善意地劝我，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啊，什么“认了错就算了”等等。

片刻，郭有清回来，室内又归于静寂。郭随手扔过一迭白纸说，“李恒久，这是给你写交待材料用的，你要抓紧时间写。”我愣了愣，接过来放在夹子里。心想：写不写且不管它，我正愁没纸用呢？

九点钟，晚点名后，各组都已就寝，在杨的授意下，严管组准备已久的阵势终于拉开。这是一场表面上没有干部参加的非法审讯。赵宏英主审，金保全陪审，郭有清记录。作为被审讯的我站在室内那张唯一代表权力的跛腿桌子前面（背后是墙），参加者还有另外七名被严管者。

赵宏英煞有介事地念了毛住席语录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等监狱惯用的术语后向我发话了：“李恒久，现在，根据政府指示，要你交待入监后的一系列反改造行为，你说吧！”他一边说，一边把烟点上，慢条斯理地向空中喷着烟圈，嘴巴嘬嘬着象个鸡屁股。

我说：“我早就说过，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你也甭跟我来这套，你我都是犯人，没有谁审问谁这一说，你们这种审讯本身就是非法的，我拒绝回答你提的任何问题。”

赵看了看系在房梁上的一捆拇指粗的麻绳，然后，把眼光转向堆在墙角的几根削得很光滑的木棍，又解下了腰里系的宽皮带，恶狠狠地说：“希望你放老实点，别让我用这个。”“嘿！看见没有，”他把头扬了扬，向我示意着那捆木棍和绳子。

“你没权力用这个，而且你用我也不怕。”我回他一句。
当着全体被严管的“阶下囚”，大概他觉得这太有损他的威严了，便从桌子后边气哼哼地绕到我面前，伸手推了我一把说：“你干什么，你想跟政府叫横儿吗？我就不信治不了你。”像一只恶狼对待它难于下口的捕获物一样，他在我身边来回兜着圈子。

看他这幅土流氓兼打手的架势，再看看昏暗的灯光下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我忽然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才好，于是我提高嗓门叫道：“我跟你说不着，你算老几啊！你把姓扬的找来，我有话说。”

声音透过蒙在窗子上的塑料薄膜，飞到空荡荡、黑凄凄的院子中，又钻进各组未关严的窗户，传到人们的耳朵里。不久，我听到一阵槽杂而又模糊的人声。

“你叫唤什么，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扬指导员今晚没功夫理你，有话我替你转达。”

“好吧！你告诉他，不就因为我写了一封对张连仲的控告信才对我进行报复吗？我早准备好了，是打是骂，你让他一块来吧！不过你也让他知道，他姓扬的也别想 一手遮天，既然我敢写，我早料到他会有这一手。”

“把你刚才说的话写下来吧？我给你转达。”赵宏英狞笑着说。

“拿纸笔来”，我毫不示弱。
这时，一直没发话的金保全和郭有清也沉不住气了，郭有清说：“李恒久，我跟你说两句。”他放下手里的记录本，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又说“你是挺聪明的人，论学问在中队是首屈一指，你想想，说这种蠢话对你有什么好处，让你检查你就检查罢，跟政府对着干，你想不想后果。”

金保全一直低着头在抽烟，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决不愿让我的怒火发泄到他身上的，但不说话似乎又不适合他的副组长身份，便不疼不痒地说道：“李恒久，我劝你冷静点儿，别太冲动，政府让你进严管组还不是为了你好，还不是为了拯救你、帮助你，让你少走一点儿弯路吗！”

“是啊！他杀了我，也可以归结为为我好，他可以说这让我少受痛苦了。”我冷笑着回答他。

这时，赵宏英已把纸笔都放到桌子上，说：“你写吧！”事已至此，没什么可选择的了，我拿起笔，把刚才说过的话重新写了一遍并签上名。

赵宏英把郭有清和金保全叫到门外嘀咕一阵，回来后对我说：“今天的会不开了，李恒久，你到外面去反省问题，其它人写当天的汇报，写完睡觉。”

这时，我也不想再与他们无谓的争执下去，便走到门外，靠着一根树椿站在那儿仰视着天上的星空。听着各组还没平息下去的议论，我在想：下一步，他们又能怎样呢？

一个小时后，赵宏英从指导员的办公室出来，向我宣布政府指示，每天让我深刻反省、罚站到夜里一点钟。

夜里，金保全似乎是要表示一下他对我的同情，让我提前去睡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早上，出工到十一甬去修排水渠。
干这种活儿的要求是把原来的排水渠下挖80公分，再把两边的坡削好，削成一定的倾斜度。每人一个上午的定额是挖5米。但严管犯人明文规定要“加倍完成指标”这就是说，我们要挖10米。

严管组的罹难者由于每天都严重睡眠不足和吃不饱，挖五米渠就已经很吃力了，现在还要比一般人多挖5米，这的确是太难承受的超负荷劳动了。

由于开春时的解冻，那沟里还畜着一尺多深的污水。要从沟底再往下挖只能站到水里，而沟里的水已没过了高腰雨鞋，根本无法干活。

各组值星员都去找值班队长，声称这活儿没法干。其余的人都拄着铁锹站在沟边趁机抽烟，严管组的几个人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赵宏英对这几个居然也敢站在沟边上踌躇不前的被严管者连声呵斥，不分清红皂白地硬要大家下去干活。

真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这几个昔日也是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此时却无人敢说个“不”字，尽管心里极不愿意，但还是无可奈何地爬进沟里去了。我真不敢相信，在这个自以为是“人主”的奴才面前，他们竟然如此俯首贴耳，这究竟是驯服呢还是忍耐？

由于昨天一夜辗转末眠，头昏昏沉沉的。早饭的一个窝头和一碗玉米面粥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现在浑身无力，铁锹在我手中怎么也不听使唤，沉重而笨拙，刚一下沟就一阵晕眩，一头栽倒在沟里.....

人们都在观看着、观看着，犹如观看一只掉在水里的狗，没有人过来帮忙。啊，同情心！人类的同情心啊！我在心里悲怆地呼唤着。

是的，良心、同情心在这里都是非法的，人本该有的恻隐之心与相互间的帮助在严管组是绝不允许的，因为这里是人间最后一个角落。

没有人过来慰问，更没人敢过来搀扶。我咬紧牙关，忍着膝盖被摔伤的剧痛扶着铁锹站起来，站在冰凉的水中。一身棉袄、棉裤从里到外都湿透了，泥水从脖子流到后背，又流到屁股沟里。脸上、手上都糊满了泥浆。鞋子灌进水像灌了铅，我艰难地爬上坡来，污水咕嘟、咕嘟地从鞋里往外冒。

赵宏英站在沟边，一手弹着烟灰，一手插在裤袋里，穿一双只花两块钱买的半高腰雨靴（这是扬指导员特意很便宜卖给他的），身着工作服，系着一条宽宽的黑色板带，一条黑囚裤塞在雨靴里，一顶劳动布的便帽神气地支在头上。他那瘦削而傲慢的面孔就像三月的梨花，泛着苍白色。

我爬上沟来，浑身水淋淋的，而且一瘸一拐，显然是摔伤了。

他顺水推舟、假惺惺地走过来说：“你别干了，去把身上的衣服拧干，坐一会吧。”他又指着沟边说：“不许离开这儿！”

我无言地走到两道排水沟中间的过道上去脱衣服拧水。严管组左边七组值星员蒋振贵拄着铁锹，在沟边上唱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怀念战友”。不远处，王雪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只抬头扫了他一眼，恰好看见他眼里闪动的泪光......

趁赵宏英不注意，在大路另一边干活的一组组长杨志刚抡着铁锹假意从我身边走过，他低声而迅速地对我说：“各组都在写揭发你的材料，是姓杨的布置的，你千万小心点儿。”我未及抬头，他已走过去了。

午饭后，我发起烧来，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棉囚衣靠着沟边的土堆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五月下旬的河北宁河县固然已是暮春天气，但发着烧在旷野中睡觉也实在不舒服。果然，在下工的喧哗声中醒来时，我只感觉浑身都在冒冷气，头疼得快要炸开。

赵宏英走到我身边踢了我一脚说：“睡他妈一天还没睡够，你听见吹哨没有，快起来。”我没有力气说话，但看他那副蛮不讲理的模样，再也压仰不住心中的愤怒，脱口而出的骂道：“操你妈的，你他妈看见老子生病没有。”由于身体太虚弱，我的声音并不大，但他还是听见了。

这下儿可惹了麻烦，他张牙舞爪地一边踢我一边骂：“你他妈的敢骂我，想他妈的造反呵。”我用双手护着头，把全身都交给了他。既然无力还手，就索性不还手，他足足踢了我十多脚。

带班的王士清队长走过来把他喝住，嗔怒地看了他一眼。为了照顾他这个严管组组长的威信，什么也没说，让邵起才和刘力把我拉起来便扭头走了。我坐在地上对赵宏英：“你小子真有本事，打一个生病的人。论打架你是个儿吗.....”赵宏英冲过来又要打，但看看王队长还未走远，没敢再动手。我勉强爬起来，跟在队伍后面一步三晃地走回了监区。

由于白天的事情，我的晚饭统统被扣了。全中队就寝后，严管组对我进行批判，我像条狗一样蜷缩在地上，浑身软得像一摊泥，身上烧得像一团火。大家的轮流发言批判，赵宏英的谩骂一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但我简直什么也没听见。批判结束，我被强制在院子里写检查。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昨天因为下雨，全体犯人停工学习。晚上我仍在院子里写白天未写完的检查。郭有清值夜班，他让我回屋睡觉。

早上，无论如何我也爬不起来了。赵宏英让张治国、杨进喜拉我拖我都无济于事。他还没忘记前天的事，恶狠狠在我身上踢了几脚带队上工了。金保全留在家里对我进行“监护”。

犯人出工后，外号叫“杀猪王”的王士清队长（他以捆人之狠在六中队犯人中著称）到各组“查号”。查到严管组，问金保全为什么让我留在家里，金如实告诉了他。

王俯身看看我，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对金保全说：“他烧得挺厉害，你带他去看病。”金说：“他昨天看过病，还有药呢！再看病要经过指导员批准才行”。王队长瞪他一眼说：“让你去你就去，少废话”。

从严管组到监区大院的“医务室”只有200米，我却步履蹒跚地走了好一会儿。医务室门口有很多犯人等着看病。
周大夫在值班。

周大夫叫周文涛，他是这个监区大院里唯一的“白衣天使”。他也是犯人，他的罪名是“渎职罪”。捕前，他给病人看病因处方有误造成病人死亡。由于病人家属不依不侥，他被判了六年徒刑。但他又确实是医术很高明的医生。一年来，经他看好的病重、病危犯人就有四五个，监狱农场大大小小干部都请他看过病。也许是“一旦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罢，对待看病的犯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绝不敷衍，他的确是这可怕环境中的“天使”。

刚来时，他也分在六中队，我们相处了半年。那时，除了每天的劳动改造和规定的集中学习之外，他全部剩余时间就是读他被破例带进监狱的几本医书。他的性格坦诚、孤傲，为人正直，很少与人过多接触，在犯人里独树一帜。

他和我、和李华杰都是很好的朋友。半年多的相处，虽然很少聊天，但彼此都很了解。

今天，由于金一直待在我旁边，我们无法交谈，只能从医生对病人的角度一问一答。

十分钟后，他放下听诊器对杂务金保全冷冷的说：“他得了肺炎，需要休息，要让他吃病号饭。”金保全对周大夫说：“这得请示杨指导员”。

周大夫扫他一眼，一边为我开假条一边说：“你请示不请示我不管，我是大夫我只管看病。他如果不休息再厉害就不好办了，他至少要休息一周，然后再来复查。”

直到金保全拿着开好的假条和药片带我走出医务室也没得机会与周说上几句该说的话。

门外的犯人都在排队等着看病。周大夫隔窗向我轻轻抬了抬下巴算是打了招呼。刹那间，我从他眼神里看到一种忧郁的神情。

回到中队大院，金保全让我靠在篮球架（今年春天，为增加犯人的娱乐活动，因陋就简地安装了这个篮球架）下边的石头上说：“你先坐这儿晒会儿太阳，等我回来再回组里去。”说完跑步去办公室向杨指导汇报我看病的事。

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远处伙房的几个犯人在忙着中午简单的饭菜。
今天的太阳格外明亮、暖融融的。一团团白云象厚厚的棉絮从碧兰的天空缓缓飘过。风不吹树也不动，四周静谧极了。一条草绿色花斑蛇从墙边无声地滑过来，快游到我跟前时，又悄无声息的滑向大门外不见了。

金保全从队部出来，笑嘻嘻地（这是几天来第一次看见有人对我的笑脸）对我说：“李恒久，我跟杨指导说了半天好话，他才答应你休息几天，你可千万别给我惹事啊！快回组里去躺着吧”（鬼才知道，让我休病假是因为他说了好话，还是周大夫的假条起了作用）。

我扶着篮球架站起来，慢吞吞的走回严管组，脱掉身上那件破烂不堪、乌黑发亮的棉囚衣。顿时，从好几天没洗过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馊臭味。

中午，金保全果然给我打了个病号饭，一碗只有盐和一点葱花的煮挂面。我吃不下去，只想睡觉。

醒来时已是下午，犯人都下工了，金保全把赵宏英叫到门外嘀咕了好一会儿。我听见赵宏英说了一句：“便宜了这小子。”

大家都坐在自己铺位上狼吞虎咽的吃着各自的饭菜━━二个馒头和一碗熬罗卜块。没有人过来问我病得如何、也没人敢过来问。大家吃完饭排队去厕所时我又睡着了。
再醒来时天已完全黑了。

昏暗的灯光下，身边的砖头上又多了一碗只有盐和一点葱花的挂面。杨指导员走进来站在地铺前用脚指指这两碗面条说：“你为什么不吃饭，这是给你的病号饭”。又说：“我们政府是讲人道主义的，你有病可以让你休息，你可也别那么舒服，休息也得反省你的问题，你必须交待你的严重问题。”说完，又把赵宏英叫走了。

我躺着，身边的严管犯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已铺位上反省问题，眼睛却都看着我，不！是看着我身边那两碗早已冰凉的面条，目光里流露着饥饿与贪婪。我突然觉得，这里好象不是严管组而是停尸房，我就是那具停放的尸体，那插着一双筷子早已冰凉的面条就是为我这个死人摆放的祭食。

这夜，我真的做梦了，梦见我就要死去，梦见自已在每天上工时都经过的那条“中央马路”上爬啊爬啊，可总也爬不到那闪着鬼火般灯光的监狱大铁门前。后面有一条狗在吠，又追又咬....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早上醒过来，天已大亮，身边没有人。
在狱中生活多年的犯人，大都是很能抗病的。就象莽原的野草，固然被冷落、被践踏、被欺凌。但生命力是极强的。

二天的睡眠使我精神好多了。几天没吃饭，第一次感到肚子在咕咕的叫。我起身去拿身边的面条，两只碗却都空了，一只筷子放在碗上，另一只掉在地下。

我坐起来，看见敞开的门外，郭有清和朱明武从厕所那边往回走。朱明武两只手揣在棉袄袖子里弯着腰一瘸一拐的。我问郭有清我的面条那儿去了。郭有清反问我：“你自己没吃吗？”我说：“我现在想吃了，碗是空的。”

郭有清习惯地用手推推眼镜对身边的朱明武说：“他的面条呢？早起出工时还在那儿放着呢！怎么这会儿没了。就你小子留在家里，你老老实实跟我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这时我才发现朱明武脚上绑着厚厚一层纱布，血都洇到外面。我问他：“你怎么了？”没等他回答，郭有清骂骂咧咧地说：“这小子不好好干活，拿铁锹往脚上戳。”朱明武胆却地反驳道：“谁不好好干活儿了，每天吃那么点儿东西，一拿锹手就哆嗦，我也不愿往自己脚上戳啊。”

郭有清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他妈说呀，你吃他的面条没有？”朱明武低下头不说话了。这一问一答，我已全明白了。我对郭说：“算了，反正一会儿就开饭了，无所谓”。朱明武感激地看我一眼。

郭有清还是不依不饶的逼问：“你说啊，你到底偷吃没有？”朱明武胆却的说“是我吃的，你饶我这一次得了，我实在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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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清推他一把说：“你他妈真不要脸，严管你还不老实，晚上再说，去到外面站着去。”朱明武踉踉跄跄地被推到门外罚站。

朱明武是严管组的老组员了。
那是在今年3月12日，朱明武和郭连玉、郎文福、王福鼎一同越狱。但两天后，他自己回来的。

原来，前一天晚上他们四人逃跑后在河边碰了头。由于天黑路滑，越狱后又急不择路，他不小心滚到河底把脚扭伤。另外三人无法顾及他，只好甩掉他逃跑了。朱明武在寒泠的黑夜里挣扎着走到场院的草堆里忍了一夜，他冻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又回来自首。

从那天起，朱明武成了严管组第一个组员。由于另外三名逃犯尚未归案，对他也迟迟不能做出处理。他在严管组已度过了两个多月。

朱明武被赶到院子里反省，屋里只剩下我和郭有清。他在沙沙地翻看着报纸，我在背诵毛住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是严管犯人指定要背熟的毛住席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过了一会儿，郭有清放下报纸对我说：“李恒久，你先别看书了，听我跟你说几句话。”他站起身把门关上低声说道：“我们在这儿相处一年多了，平常都没红过脸，而且我也挺佩服你的。现在我是严管组副组长，有些事可能对不起你了，你别怨我，我也是没办法。”说完两眼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话。

我又能说什么呢，这一年多来确实像他说的，我们相处得还不错，至少是相安无事。他不是坏人，甚至心地很善良。没当严管组组长时，每次在地里干完自己的活，他总要帮助别人干一点，而且从不计代价。

他捕前是北京市一个街道袜厂的会计，因为家里穷，高中毕业后读不起大学就参加工作当了工人。这个文革前的小知识分子也许是由于心地善良又不会钻营，混了十多年才和本厂的一个姑娘成了亲，后来又好不容易被提拨为厂里的库房保管员。

一九七七年由于他媳妇家太穷（岳父岳母都年老多病，小舅子又是残疾人），他利用职务之便帮他媳妇偷了几十打袜子拿到社会上去卖。被人发现后便以“看守自盗”罪名判了他3年徒刑，他的媳妇也被判了2年教养。

现在他已平安地熬过两年。他最大愿望就是刑满后回家和妻子团聚。
他对自己判三年刑是不服气的，他认为判得过重了，但他不敢说，因为只要干部知道他有这种“不认罪”想法，马上就会把他打入另册。

由于我们相处得不错，不久前，他求我帮他写申诉，我答应了，但还没来得及写我就进了严管组。干部看他诚实可信，让他当了严管组组长赵宏英的副手。但现在，严管组使他变了个人。

此时，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
我对他说：你该怎办就怎办吧！我不会怪你的。”

郭有清沉思一会儿终于又对我说：“你小心点，杨指导员想给你加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劝你别跟他们顶了。”

听他说到这儿，我的心不由一沉。我的13年刑期已渡过9 年（这是怎么样的九年啊），眼看就快刑满释放了。但此时我突然感到那已看到希望的自由又遥遥无期了。

“凭什么给我加刑，我又犯了什么法”。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
郭有清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杨指导员恨你，他说你是六中队反改造总后台，你找他谈谈。跟他承认错误让他消消气，千万别再顶了。赵宏英不是好东西，他也恨你。”

我说：“这小子没良心，他每次给老婆写信都是让我代笔。”
郭有清看看外面，大声对坐在地上晒太阳的朱明武说：“谁让你坐下了，他妈的，站起来反省。”朱明武看了看他，乖乖地站了起来。

我对郭有清说：“面条儿的事你别再提了，他吃就吃了吧！”郭有清所答非所问的说：“这小子没出息透了，活该。”

朱明武到底没有逃脱惩罚。午饭统统被扣了。他的两个馒头，让赵宏英奖励给了王金喜和张治国，由于今天的莱里有几片肉，赵宏英让郭有清和金保全两人分吃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今天是周日，但照常出工。
在家病休快一周了，身体已基本恢复。严管组犯人无一例外的饥饿感终于向我逼近了。

由于前天朱明武“在严管期间继续偷窃犯罪”的行为，今天被强迫带伤出工。家里只剩下我，值班的是赵宏英。

像昨天和前天那么自在不可能了。赵宏英命令我把被子叠整齐，坐在离被子一尺远的地方反省问题。杨指导员也没出工。

赵宏英翘着二郎脚坐在凳子上靠墙吃着从厨房要来的一块水罗卜，一边吃一边向门外吐着罗卜皮，冲我“嘿、嘿”地冷笑。

虽然已四、五天没干活了，早上喝的一碗粥也早以随着两泡尿化为乌有（由于我是病号，早上应当给我的半个窝头被扣了）。看他吃得那么自在，我更感到抑制不住地饥饿。

我坐得无聊，便请示赵宏英：“我能看毛选吗？”
赵宏英一边吐罗卜皮一边说：“毛选你他妈背下来的比我看过的还多，现在你不用看，先反省你的问题吧。”

这时，杨指导员从门外进来，赵宏英赶紧站起来把吃剩的半个罗卜褪进棉袄袖口里。杨指导假装没看见，他在窄窄的屋子里走了几步，翻着严管组桌上的值班日记说：“李恒久，你进严管组三个多星期了，反省得怎么样，是交待你的罪行呢，还是继续顽抗？”

我没说话，把腰挺直沉默着。

“你他妈听见没有，指导员问你话呢，站起来！”赵宏英指着我的鼻子吼叫。
杨接着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要紧，在这儿接受改造跟政府一条心的犯人是绝大多数，死不悔改的只是极少数，你李恒久够坏的，这几天揭发你的材料已经几十份了，包括你的“哥们儿”揭发的。就凭这些加你几年也没问题，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几个月，中队为什么那么乱？你说你起了什么作用？”

“我没犯错误，乱不乱跟我没关系”。我随口回答。

还没等杨指导员说话，赵宏英冷不防一拳打在我胸口上。
由于我的病刚好，身上还软绵绵的。这一拳打得我倒退好几步重重地摔倒在铺上，“咚”的一声后脑勺撞到地铺中央的柱子上，眼前直冒金花。

扬指导员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我支起身子对杨说：“他凭什么打人？”
杨说：“他打人不对我批评他，但这掩盖不了你的问题。你听着，今天你给我写出检查来，政府要根据态度决定对你的处理。”说完转身走出严管组。
赵宏英把他送出门外又目送他走回队部。

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两人。赵宏英从袖子里拿出那半个剩罗卜又接着啃起来。看着他身后的木棍，我真想抄起木棍扑过去。他似乎看出我的意图，冲我喊道：“你他妈坐下，你想干什么？”又下意识把身子向木棍那边挪了挪，用身子把它挡住。

看他这样，我明白现在是决不能动手打这个王八蛋的，我尽力压下心中的怒火，但复仇的强烈欲望已牢牢攫住我的心，我们就这样僵持着。

杂务魏喜来在门外叫他。趁他转身出去，我站起身来快走一步从他那厚厚的“严管日记“上取下一小搭白纸转身塞在我的被子下面（偷写我的日记用）。

整整一个下午，我写完了对我错误的认识与检查，一共写了十一页。我不知道这个检查能不能“过关”（给我写检查用的白纸都是有数的，一张也不能少）。




八、狱中日记（二）

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星期一）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被严管犯人就按照严管守则特殊规定的作息制度提前起床出操了。在赵宏英那难听的公鸭嗓的喊叫中，大家揉着极度缺乏睡眠的惺松睡眼，迅速而听话地从床上爬起来，把被子整整齐齐叠好后排队去厕所，从厕所出来一直走出中队大门，来到监区大院。

对严管犯人的第一顿“杀威棍”就是背诵严管守则和监规纪律，站在院子里背诵，不背熟是不能睡觉的。幸好爹娘给我一个好记性，使我免受了彻夜的寒霜之苦。

犯人就寝的哨子吹过不久，我已把严管守则十二条和监规纪律十六条背得滚瓜烂熟。经值班的严管组组长赵宏英考核后，我被批准睡觉了。

但这一夜我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我在咀嚼着个中的苦味，想着已被森严的严管制度隔开的难友们；想着调来农场一年多的经历；想着从现在就要开始度过的狱中之狱、囚中之囚的难熬岁月。快起床时才昏昏然沉入梦乡。

现在，随着这只小小的队伍，伴着尚未消逝的繁星与带着寒意的夜风，在严厉的口令声中机械地操练着，大家跑步时还要大声喊着“一、二、三、四”。那口号声、口令声夹杂着赵宏英野蛮的叫声，回荡在寂静而空旷的监区上空，人们都还在酣睡......

我像在梦中一样，毫无知觉地做着与大家一样的动作，抬腿、走步、张口、喊号.....半小时后，严管犯人操练完毕回到中队院子里开始打扫院里的卫生，直至全中队犯人起床为止。这是严管组每天生活的第一个内容。

洗漱完毕后，全体被严管人员排队回到严管组，每人都按照规定的姿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规规距距地进行每天例行的“反省”，默诵监规纪律和严管守则。屋里静极了，只有值夜班的赵宏英不时翻动着报纸并且象驴一样喷着鼻子，发出有节奏的“嗯、嗯”的声音。

这是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特殊监舍，四面墙壁被生了一冬天的砖砌炉灶熏得黧黑。靠南面的地上，铺着一层十公分高的散发出浓厚霉气的烂稻草。八床被褥按规定整齐地码放在地铺里面。由于严管期间的犯人不能拆洗被褥，所以尽管肮脏，却也直得象一条线。

房间里的北面是一个用土坯垒成的火炕，和地铺之间形成窄窄的通道，这是和被严管犯人以示区别的严管组组长夜间值班休息的地方。炕上铺着崭新的苇席和那几个“上层”犯人的线毯，同样叠放的整整齐齐。

火炕旁边横放着一张用柳木作成的简陋的桌子，桌子东摇西晃的，似乎一脚就可以踏得粉碎，这是严管组组长的办公桌，也是被严管犯人决不许靠近的唯一一件“高级室内用具”。

《严管犯人守则》、《监规纪律十六条》和严管犯人守则的《补充规定》分别贴在三面墙上，那是知名人士巨赞先生的得意门生而现在被定为强j犯的张士辉用一笔绝妙的隶书抄写的，他的生花妙笔用在此时此地，实在委屈了他和他的老师。

上工的时候，被严管犯人走在队伍最前边，八个人分成两排，两个组长威风凛凛地跟在后面，像是工头。严管组和中队犯人相隔两、三米的距离，仿佛是大队人马的先头部队，显得十分扎眼。从监区到地头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居住在马路两边的干部家属和其它中队的犯人指指点点地把这几个自惭形秽的、不幸的人当成了消闲解闷的谈话资料。这种带有纯粹侮辱性的强制措施，这种不光彩的招摇过市把我气得发昏，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我无法忍受，我要抗议！但“先头部队”后面紧跟着的两个严管组长却未容我开口，便连声呵斥着“快走，快走，跟上队伍。”我终于明白，向他们表示我的愤怒和抗议无异于对牛弹琴，只有忍耐着，忍受着，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到了地头开始劳动时，严管组犯人也是和中队其它犯人隔开的，而且不仅隔开，还要紧紧挨着警戒线旁边的警卫。

按照严管守则之规定，严管犯人只能吃到36斤粮食（比正常犯人规定的45斤定量少9斤），还要干人的体力无法承受的最大工作量。严管守则明文规定犯人在严管期间，应比正常犯人多干一倍的活。

今天的农活是作土梗，我拼命地干，但直到下班，也没完成这双份的劳动任务，别人也大都没能完成。中午收工回来，被严管的八个人中有六人因此被罚站。

朱明武____这个已经关了四个多月的老严管组成员仅仅因为说一句“我确实拿出全部力气了，真干不完呀！”因而对其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身体成直角地面向墙壁蹶着......

对我说来，这还刚刚是开始啊！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星期四)

进严管组已经一个月了，杨指导员还是毫无理睬我的意思，也许就像他说的，先来磨磨我的锐气吧！

到农场这一年多，尽管和六中队某些管教干部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但和犯人的关系总还处得比较得体。就连严管组现任组长赵宏英、郭有清对我也是客客气气、相安无事。而且郭有清在我被严管之前正有求于我，这种微妙的关系使我还没有像其它人那样动辄遭受打骂。但我知道，这种情面上的肤浅关系是不会持久的。

《严管守则》内容如下：
１、每天必须抓紧时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住席著作，阅读《人民日报》，三天写一篇心得笔记，一周交一份思想汇报。
２、每天必须学习严管守则及补充规定，要在入严管组当日内达到熟背的程度。
３、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向政府交个人当日改造情况的汇报。
４、每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除参加严管组的集体活动外，召开小组批判会及改造总结会。
５、随时准备参加中队批判会和各小组的轮流批判会。
６、严管犯人绝对禁止串号；严禁和其它犯人交谈，绝对禁止大声喧哗、吵架等行为出现。
７、除按监规第三条执行外，其它一切非允许物品严禁带入严管组。
８、严管期间，不准接见家属，不准通信，不准吸烟及带进非囚粮食品。
９、严管期间，除生活必须品外，其它物品一律不准购买。
10、不得隋便离开监舍，如大小便必须按规定时间经批准后方可；打饭、洗漱必须按规定时间集体行动。
11、在劳动生产中，不得随便离开劳动现场，不准和其它犯人说话，必须加倍完成生产定额并参加一切业余性劳动。
12、上述守则必须严格遵守，违者严惩不待！

除上述《严管守则》规定的内容外，对严管犯人还伴有经济上的惩罚措施。

在农场从事农业劳动的罪犯按劳改局规定，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是45斤，零用钱是2.5元。但六中队的“主宰”杨光明却私自规定，犯人凡进严管组者，粮食定量最多不得超过36斤，而零用钱只有1元。说36斤为最多，因为严管组组长也握有“夺我口中食”的权力，他可以根据所谓“被严管者的表现”在“必要时”扣除其部分定量，直至每天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仅仅吃上一斤或八两粮食（这是名义上的，事实上连这个量也不够）。这种自上而下的土政策，被杨指导员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按改造好坏给予不同的待遇”，甚至美其名曰，“这是不搞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

真是活见鬼！这是他对现行劳改政策的超常理解。有人说他“善于把最小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这是千真万确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一）

清晨四点钟，天已经亮了。下了一夜的雾还未散去，乳白色的浓雾拥挤着、弥漫着在天地间已达到饱和的程度。

严管组八名犯人象牲口一样列队被赶出中队小院的铁门，来到坑洼不平的监区大院，走上那条唯一修得比较平整的“中央马路”。其实，这算什么“马路”呀，不过是一条“下起雨来泥沾脚”的土路而已。八个人的队伍也不过只有三、四米长，但在浓雾中却首不见尾，尾不见首。

这条土路两旁是去年建厂时，各中队为整修自家院子到处取土而造成的大小不一的数十个土坑。又由于清河农场地势低洼、水位太高，从地下渗出的碱水把这些土坑联成一片。一年多来，这里已成为各中队的垃圾站，堆积着臭不可闻的形形色色的垃圾。所以，从去年夏天到深秋，蚊子、苍蝇和各种不讨人喜欢的小小昆虫都把这儿当成滋生地和游戏的乐园。现在，刚刚解冻不久的积水、赃水一汪汪地托着斑斑点点的绿锈，平静得即阴郁又凄凉。

然而，在前几天的“植树节”栽下的几十颗树苗到也显示出一点生机，这里有刺槐、窜天杨和柳树。它们沿着“马路”和臭水沟的边缘分成两排，一直向监区大门口伸展过去。在雾色中，朦朦胧胧、影影绰绰的，从远处看起来，有一种迷离的梦境之感。

一盏尚未熄灭的水银灯在水泥电线杆上高高悬挂着，在雾气的包围中泛着莹莹的淡蓝色的光。在这宁静而湿碌碌的清晨，显得那么高远，又是那么神秘而诡谲.....

终于，透过沉沉的雾气，太阳艰难地爬到狱墙上，它仿佛裹着一身厚厚的尸衣，无力地投射出淡淡的红光，即没有往日眩目媚人的光泽，也失去了它的欢快和敏捷。这时，一切都不动、一切都沉寂着，树木、空气、水银灯，那安着电网的狱墙以及投射在浓雾中的惨淡的阳光都仿佛被人工镶嵌在那里一样。只有狱墙外传来的阵阵蛙呜时而打破清晨的寂静。

天气不佳，人的心情也受影响，八名被严管者在浓雾中进行着每天例行的出操练队。大家随赵宏英短促而凶狠的口令在机械地挪动着脚步，都是懒洋洋的无精打采.....

昨天晚上由于张治国偷了严管组组长谷有清的半个窝头，以至整晚对他进行批斗，直到深夜两点钟才让大家睡觉，睡到四点钟就又起床了，精神从哪里来呢？

杨进喜一边走一边打瞌睡，他没听见赵宏英喊“立定”的口令，一个趔趄撞到前面的王来喜身上。赵宏英勃然大怒了，他走过来，照着杨进喜的屁股狠狠踢了两脚，喷着唾沫星子怒骂着：“混蛋，找死啊！你他妈的长耳朵是吃饭用的，听他妈什么呢？喊他妈‘立定’了，你还走！”

杨进喜一边捂着屁股，一边扭过头惶惑不安的看着他喃喃说道：“我实在困了，昨天才睡二个小时能不困吗？”听着他的分辩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果然，赵宏英狞笑着说：“好吧！就他妈你一个人特殊，二个小时你嫌睡得少，你他妈今天晚上给我在外边站一夜。”随后又恶狠狠地对大家说“回去，都他妈给我回去”！大家跌跌撞撞地回到中队后又开始了每天例行的全院卫生打扫......

晚上，不管杨进喜怎么哀求，他到底还是被罚站到半夜。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清河（茶淀）农场建国以来就是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里的大量盐碱地在犯人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垦殖中都被改造成了良田沃土。为便于对犯人警戒和管理，这里的耕地都进行了特殊规划，一百亩或二百地划为一甬或一条，各中队犯人劳动改造的地界就是以“甬”来划分的。

上午的劳动是到十二甬去平地，下午因为下雨，全队停工学习。
自从我被关进严管组，转眼一个多月了。由于我被严管，严管组更加戒备森严了，完全是一幅剑拔弩张的气氛。昨天晚上，赵宏英被杨指导员叫去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疑问，那是针对我的问题而面授机宜。
赵宏英回来后又把郭有清和金保全叫到外面传达了杨指导员的密令。

今天早上刚一起床，赵宏英就把严管组八名犯人集合在门口训话，传达政府的两项指示：其一是重申严管组犯人绝对不准离开室内，不得与其它犯人接触。其二是严管犯人之间要开展检举、揭发运动，立功者受奖，违者从严惩处。说完后，他大有深意地扫了我一眼说：“李恒久你尤其要注意！”

这样一来，严管组虽然还是和大队一同出工，但不用说和别人讲话，就是彼此点头示意都难逃严密监视我的人们的眼睛了。

晚饭后学习时，杨指导员亲自召集全中队各组执行员（组长）开会。九点钟，赵宏英回到严管组，手里的板登（组长开会时每人要自备板登坐成一圈）还没放下就大声对我说：“从今天起，政府勒令你交待问题”。

“早就说过了，我没什么可交待的。”我把正看的《人民日报》放下，抬起头对他说。

赵宏英说：“这是刚才杨指导员的批示，而且从现在起，全中队要开展以你为重点的坦白、检举、揭发运动，你要放明白点儿，自已争取主动，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

我沉默地看着他。赵宏英眨了眨他那露着寒光的三角眼用试探的口气又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看他那狐假虎威的神气和尖嘴猴腮的无赖相，我只感到恶心。“他们可真下本儿啊！”我这样想也就脱口说了出来。

赵宏英习惯地用右手揪着自己的下巴冷笑着说：“李恒久，我跟你说，我跟你、跟华杰过去都不错，你也确实给我帮过不少忙，现在虽然公事公办，对你我还是客气的，但你要不识时务，别说我赵宏英翻脸不认人。”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反问他。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我还是劝你，你是有学问的人，别干傻事。”说完他扫了一眼坐在自己铺位前读报的其它人，又把正在值班的严管组副组长谷有清叫到外面去。

到底是"同病相怜"，他们刚一走，严管犯人朱明武、王来喜、邵起才等人便趁机小声而善意地劝我，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啊，什么“认了错就算了”等等。

片刻，郭有清回来，室内又归于静寂。郭随手扔过一迭白纸说，“李恒久，这是给你写交待材料用的，你要抓紧时间写。”我愣了愣，接过来放在夹子里。心想：写不写且不管它，我正愁没纸用呢？

九点钟，晚点名后，各组都已就寝，在杨的授意下，严管组准备已久的阵势终于拉开。这是一场表面上没有干部参加的非法审讯。赵宏英主审，金保全陪审，郭有清记录。作为被审讯的我站在室内那张唯一代表权力的跛腿桌子前面（背后是墙），参加者还有另外七名被严管者。

赵宏英煞有介事地念了毛住席语录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等监狱惯用的术语后向我发话了：“李恒久，现在，根据政府指示，要你交待入监后的一系列反改造行为，你说吧！”他一边说，一边把烟点上，慢条斯理地向空中喷着烟圈，嘴巴嘬嘬着象个鸡屁股。

我说：“我早就说过，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你也甭跟我来这套，你我都是犯人，没有谁审问谁这一说，你们这种审讯本身就是非法的，我拒绝回答你提的任何问题。”

赵看了看系在房梁上的一捆拇指粗的麻绳，然后，把眼光转向堆在墙角的几根削得很光滑的木棍，又解下了腰里系的宽皮带，恶狠狠地说：“希望你放老实点，别让我用这个。”“嘿！看见没有，”他把头扬了扬，向我示意着那捆木棍和绳子。

“你没权力用这个，而且你用我也不怕。”我回他一句。
当着全体被严管的“阶下囚”，大概他觉得这太有损他的威严了，便从桌子后边气哼哼地绕到我面前，伸手推了我一把说：“你干什么，你想跟政府叫横儿吗？我就不信治不了你。”像一只恶狼对待它难于下口的捕获物一样，他在我身边来回兜着圈子。

看他这幅土流氓兼打手的架势，再看看昏暗的灯光下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我忽然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才好，于是我提高嗓门叫道：“我跟你说不着，你算老几啊！你把姓扬的找来，我有话说。”

声音透过蒙在窗子上的塑料薄膜，飞到空荡荡、黑凄凄的院子中，又钻进各组未关严的窗户，传到人们的耳朵里。不久，我听到一阵槽杂而又模糊的人声。

“你叫唤什么，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扬指导员今晚没功夫理你，有话我替你转达。”

“好吧！你告诉他，不就因为我写了一封对张连仲的控告信才对我进行报复吗？我早准备好了，是打是骂，你让他一块来吧！不过你也让他知道，他姓扬的也别想 一手遮天，既然我敢写，我早料到他会有这一手。”

“把你刚才说的话写下来吧？我给你转达。”赵宏英狞笑着说。

“拿纸笔来”，我毫不示弱。
这时，一直没发话的金保全和郭有清也沉不住气了，郭有清说：“李恒久，我跟你说两句。”他放下手里的记录本，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又说“你是挺聪明的人，论学问在中队是首屈一指，你想想，说这种蠢话对你有什么好处，让你检查你就检查罢，跟政府对着干，你想不想后果。”

金保全一直低着头在抽烟，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决不愿让我的怒火发泄到他身上的，但不说话似乎又不适合他的副组长身份，便不疼不痒地说道：“李恒久，我劝你冷静点儿，别太冲动，政府让你进严管组还不是为了你好，还不是为了拯救你、帮助你，让你少走一点儿弯路吗！”

“是啊！他杀了我，也可以归结为为我好，他可以说这让我少受痛苦了。”我冷笑着回答他。

这时，赵宏英已把纸笔都放到桌子上，说：“你写吧！”事已至此，没什么可选择的了，我拿起笔，把刚才说过的话重新写了一遍并签上名。

赵宏英把郭有清和金保全叫到门外嘀咕一阵，回来后对我说：“今天的会不开了，李恒久，你到外面去反省问题，其它人写当天的汇报，写完睡觉。”

这时，我也不想再与他们无谓的争执下去，便走到门外，靠着一根树椿站在那儿仰视着天上的星空。听着各组还没平息下去的议论，我在想：下一步，他们又能怎样呢？

一个小时后，赵宏英从指导员的办公室出来，向我宣布政府指示，每天让我深刻反省、罚站到夜里一点钟。

夜里，金保全似乎是要表示一下他对我的同情，让我提前去睡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早上，出工到十一甬去修排水渠。
干这种活儿的要求是把原来的排水渠下挖80公分，再把两边的坡削好，削成一定的倾斜度。每人一个上午的定额是挖5米。但严管犯人明文规定要“加倍完成指标”这就是说，我们要挖10米。

严管组的罹难者由于每天都严重睡眠不足和吃不饱，挖五米渠就已经很吃力了，现在还要比一般人多挖5米，这的确是太难承受的超负荷劳动了。

由于开春时的解冻，那沟里还畜着一尺多深的污水。要从沟底再往下挖只能站到水里，而沟里的水已没过了高腰雨鞋，根本无法干活。

各组值星员都去找值班队长，声称这活儿没法干。其余的人都拄着铁锹站在沟边趁机抽烟，严管组的几个人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赵宏英对这几个居然也敢站在沟边上踌躇不前的被严管者连声呵斥，不分清红皂白地硬要大家下去干活。

真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这几个昔日也是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此时却无人敢说个“不”字，尽管心里极不愿意，但还是无可奈何地爬进沟里去了。我真不敢相信，在这个自以为是“人主”的奴才面前，他们竟然如此俯首贴耳，这究竟是驯服呢还是忍耐？

由于昨天一夜辗转末眠，头昏昏沉沉的。早饭的一个窝头和一碗玉米面粥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现在浑身无力，铁锹在我手中怎么也不听使唤，沉重而笨拙，刚一下沟就一阵晕眩，一头栽倒在沟里.....

人们都在观看着、观看着，犹如观看一只掉在水里的狗，没有人过来帮忙。啊，同情心！人类的同情心啊！我在心里悲怆地呼唤着。

是的，良心、同情心在这里都是非法的，人本该有的恻隐之心与相互间的帮助在严管组是绝不允许的，因为这里是人间最后一个角落。

没有人过来慰问，更没人敢过来搀扶。我咬紧牙关，忍着膝盖被摔伤的剧痛扶着铁锹站起来，站在冰凉的水中。一身棉袄、棉裤从里到外都湿透了，泥水从脖子流到后背，又流到屁股沟里。脸上、手上都糊满了泥浆。鞋子灌进水像灌了铅，我艰难地爬上坡来，污水咕嘟、咕嘟地从鞋里往外冒。

赵宏英站在沟边，一手弹着烟灰，一手插在裤袋里，穿一双只花两块钱买的半高腰雨靴（这是扬指导员特意很便宜卖给他的），身着工作服，系着一条宽宽的黑色板带，一条黑囚裤塞在雨靴里，一顶劳动布的便帽神气地支在头上。他那瘦削而傲慢的面孔就像三月的梨花，泛着苍白色。

我爬上沟来，浑身水淋淋的，而且一瘸一拐，显然是摔伤了。

他顺水推舟、假惺惺地走过来说：“你别干了，去把身上的衣服拧干，坐一会吧。”他又指着沟边说：“不许离开这儿！”

我无言地走到两道排水沟中间的过道上去脱衣服拧水。严管组左边七组值星员蒋振贵拄着铁锹，在沟边上唱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怀念战友”。不远处，王雪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只抬头扫了他一眼，恰好看见他眼里闪动的泪光......

趁赵宏英不注意，在大路另一边干活的一组组长杨志刚抡着铁锹假意从我身边走过，他低声而迅速地对我说：“各组都在写揭发你的材料，是姓杨的布置的，你千万小心点儿。”我未及抬头，他已走过去了。

午饭后，我发起烧来，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棉囚衣靠着沟边的土堆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五月下旬的河北宁河县固然已是暮春天气，但发着烧在旷野中睡觉也实在不舒服。果然，在下工的喧哗声中醒来时，我只感觉浑身都在冒冷气，头疼得快要炸开。

赵宏英走到我身边踢了我一脚说：“睡他妈一天还没睡够，你听见吹哨没有，快起来。”我没有力气说话，但看他那副蛮不讲理的模样，再也压仰不住心中的愤怒，脱口而出的骂道：“操你妈的，你他妈看见老子生病没有。”由于身体太虚弱，我的声音并不大，但他还是听见了。

这下儿可惹了麻烦，他张牙舞爪地一边踢我一边骂：“你他妈的敢骂我，想他妈的造反呵。”我用双手护着头，把全身都交给了他。既然无力还手，就索性不还手，他足足踢了我十多脚。

带班的王士清队长走过来把他喝住，嗔怒地看了他一眼。为了照顾他这个严管组组长的威信，什么也没说，让邵起才和刘力把我拉起来便扭头走了。我坐在地上对赵宏英：“你小子真有本事，打一个生病的人。论打架你是个儿吗.....”赵宏英冲过来又要打，但看看王队长还未走远，没敢再动手。我勉强爬起来，跟在队伍后面一步三晃地走回了监区。

由于白天的事情，我的晚饭统统被扣了。全中队就寝后，严管组对我进行批判，我像条狗一样蜷缩在地上，浑身软得像一摊泥，身上烧得像一团火。大家的轮流发言批判，赵宏英的谩骂一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但我简直什么也没听见。批判结束，我被强制在院子里写检查。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昨天因为下雨，全体犯人停工学习。晚上我仍在院子里写白天未写完的检查。郭有清值夜班，他让我回屋睡觉。

早上，无论如何我也爬不起来了。赵宏英让张治国、杨进喜拉我拖我都无济于事。他还没忘记前天的事，恶狠狠在我身上踢了几脚带队上工了。金保全留在家里对我进行“监护”。

犯人出工后，外号叫“杀猪王”的王士清队长（他以捆人之狠在六中队犯人中著称）到各组“查号”。查到严管组，问金保全为什么让我留在家里，金如实告诉了他。

王俯身看看我，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对金保全说：“他烧得挺厉害，你带他去看病。”金说：“他昨天看过病，还有药呢！再看病要经过指导员批准才行”。王队长瞪他一眼说：“让你去你就去，少废话”。

从严管组到监区大院的“医务室”只有200米，我却步履蹒跚地走了好一会儿。医务室门口有很多犯人等着看病。
周大夫在值班。

周大夫叫周文涛，他是这个监区大院里唯一的“白衣天使”。他也是犯人，他的罪名是“渎职罪”。捕前，他给病人看病因处方有误造成病人死亡。由于病人家属不依不侥，他被判了六年徒刑。但他又确实是医术很高明的医生。一年来，经他看好的病重、病危犯人就有四五个，监狱农场大大小小干部都请他看过病。也许是“一旦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罢，对待看病的犯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绝不敷衍，他的确是这可怕环境中的“天使”。

刚来时，他也分在六中队，我们相处了半年。那时，除了每天的劳动改造和规定的集中学习之外，他全部剩余时间就是读他被破例带进监狱的几本医书。他的性格坦诚、孤傲，为人正直，很少与人过多接触，在犯人里独树一帜。

他和我、和李华杰都是很好的朋友。半年多的相处，虽然很少聊天，但彼此都很了解。

今天，由于金一直待在我旁边，我们无法交谈，只能从医生对病人的角度一问一答。

十分钟后，他放下听诊器对杂务金保全冷冷的说：“他得了肺炎，需要休息，要让他吃病号饭。”金保全对周大夫说：“这得请示杨指导员”。

周大夫扫他一眼，一边为我开假条一边说：“你请示不请示我不管，我是大夫我只管看病。他如果不休息再厉害就不好办了，他至少要休息一周，然后再来复查。”

直到金保全拿着开好的假条和药片带我走出医务室也没得机会与周说上几句该说的话。

门外的犯人都在排队等着看病。周大夫隔窗向我轻轻抬了抬下巴算是打了招呼。刹那间，我从他眼神里看到一种忧郁的神情。

回到中队大院，金保全让我靠在篮球架（今年春天，为增加犯人的娱乐活动，因陋就简地安装了这个篮球架）下边的石头上说：“你先坐这儿晒会儿太阳，等我回来再回组里去。”说完跑步去办公室向杨指导汇报我看病的事。

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远处伙房的几个犯人在忙着中午简单的饭菜。
今天的太阳格外明亮、暖融融的。一团团白云象厚厚的棉絮从碧兰的天空缓缓飘过。风不吹树也不动，四周静谧极了。一条草绿色花斑蛇从墙边无声地滑过来，快游到我跟前时，又悄无声息的滑向大门外不见了。

金保全从队部出来，笑嘻嘻地（这是几天来第一次看见有人对我的笑脸）对我说：“李恒久，我跟杨指导说了半天好话，他才答应你休息几天，你可千万别给我惹事啊！快回组里去躺着吧”（鬼才知道，让我休病假是因为他说了好话，还是周大夫的假条起了作用）。

我扶着篮球架站起来，慢吞吞的走回严管组，脱掉身上那件破烂不堪、乌黑发亮的棉囚衣。顿时，从好几天没洗过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馊臭味。

中午，金保全果然给我打了个病号饭，一碗只有盐和一点葱花的煮挂面。我吃不下去，只想睡觉。

醒来时已是下午，犯人都下工了，金保全把赵宏英叫到门外嘀咕了好一会儿。我听见赵宏英说了一句：“便宜了这小子。”

大家都坐在自己铺位上狼吞虎咽的吃着各自的饭菜━━二个馒头和一碗熬罗卜块。没有人过来问我病得如何、也没人敢过来问。大家吃完饭排队去厕所时我又睡着了。
再醒来时天已完全黑了。

昏暗的灯光下，身边的砖头上又多了一碗只有盐和一点葱花的挂面。杨指导员走进来站在地铺前用脚指指这两碗面条说：“你为什么不吃饭，这是给你的病号饭”。又说：“我们政府是讲人道主义的，你有病可以让你休息，你可也别那么舒服，休息也得反省你的问题，你必须交待你的严重问题。”说完，又把赵宏英叫走了。

我躺着，身边的严管犯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已铺位上反省问题，眼睛却都看着我，不！是看着我身边那两碗早已冰凉的面条，目光里流露着饥饿与贪婪。我突然觉得，这里好象不是严管组而是停尸房，我就是那具停放的尸体，那插着一双筷子早已冰凉的面条就是为我这个死人摆放的祭食。

这夜，我真的做梦了，梦见我就要死去，梦见自已在每天上工时都经过的那条“中央马路”上爬啊爬啊，可总也爬不到那闪着鬼火般灯光的监狱大铁门前。后面有一条狗在吠，又追又咬....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早上醒过来，天已大亮，身边没有人。
在狱中生活多年的犯人，大都是很能抗病的。就象莽原的野草，固然被冷落、被践踏、被欺凌。但生命力是极强的。

二天的睡眠使我精神好多了。几天没吃饭，第一次感到肚子在咕咕的叫。我起身去拿身边的面条，两只碗却都空了，一只筷子放在碗上，另一只掉在地下。

我坐起来，看见敞开的门外，郭有清和朱明武从厕所那边往回走。朱明武两只手揣在棉袄袖子里弯着腰一瘸一拐的。我问郭有清我的面条那儿去了。郭有清反问我：“你自己没吃吗？”我说：“我现在想吃了，碗是空的。”

郭有清习惯地用手推推眼镜对身边的朱明武说：“他的面条呢？早起出工时还在那儿放着呢！怎么这会儿没了。就你小子留在家里，你老老实实跟我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这时我才发现朱明武脚上绑着厚厚一层纱布，血都洇到外面。我问他：“你怎么了？”没等他回答，郭有清骂骂咧咧地说：“这小子不好好干活，拿铁锹往脚上戳。”朱明武胆却地反驳道：“谁不好好干活儿了，每天吃那么点儿东西，一拿锹手就哆嗦，我也不愿往自己脚上戳啊。”

郭有清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他妈说呀，你吃他的面条没有？”朱明武低下头不说话了。这一问一答，我已全明白了。我对郭说：“算了，反正一会儿就开饭了，无所谓”。朱明武感激地看我一眼。

郭有清还是不依不饶的逼问：“你说啊，你到底偷吃没有？”朱明武胆却的说“是我吃的，你饶我这一次得了，我实在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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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清推他一把说：“你他妈真不要脸，严管你还不老实，晚上再说，去到外面站着去。”朱明武踉踉跄跄地被推到门外罚站。

朱明武是严管组的老组员了。
那是在今年3月12日，朱明武和郭连玉、郎文福、王福鼎一同越狱。但两天后，他自己回来的。

原来，前一天晚上他们四人逃跑后在河边碰了头。由于天黑路滑，越狱后又急不择路，他不小心滚到河底把脚扭伤。另外三人无法顾及他，只好甩掉他逃跑了。朱明武在寒泠的黑夜里挣扎着走到场院的草堆里忍了一夜，他冻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又回来自首。

从那天起，朱明武成了严管组第一个组员。由于另外三名逃犯尚未归案，对他也迟迟不能做出处理。他在严管组已度过了两个多月。

朱明武被赶到院子里反省，屋里只剩下我和郭有清。他在沙沙地翻看着报纸，我在背诵毛住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是严管犯人指定要背熟的毛住席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过了一会儿，郭有清放下报纸对我说：“李恒久，你先别看书了，听我跟你说几句话。”他站起身把门关上低声说道：“我们在这儿相处一年多了，平常都没红过脸，而且我也挺佩服你的。现在我是严管组副组长，有些事可能对不起你了，你别怨我，我也是没办法。”说完两眼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话。

我又能说什么呢，这一年多来确实像他说的，我们相处得还不错，至少是相安无事。他不是坏人，甚至心地很善良。没当严管组组长时，每次在地里干完自己的活，他总要帮助别人干一点，而且从不计代价。

他捕前是北京市一个街道袜厂的会计，因为家里穷，高中毕业后读不起大学就参加工作当了工人。这个文革前的小知识分子也许是由于心地善良又不会钻营，混了十多年才和本厂的一个姑娘成了亲，后来又好不容易被提拨为厂里的库房保管员。

一九七七年由于他媳妇家太穷（岳父岳母都年老多病，小舅子又是残疾人），他利用职务之便帮他媳妇偷了几十打袜子拿到社会上去卖。被人发现后便以“看守自盗”罪名判了他3年徒刑，他的媳妇也被判了2年教养。

现在他已平安地熬过两年。他最大愿望就是刑满后回家和妻子团聚。
他对自己判三年刑是不服气的，他认为判得过重了，但他不敢说，因为只要干部知道他有这种“不认罪”想法，马上就会把他打入另册。

由于我们相处得不错，不久前，他求我帮他写申诉，我答应了，但还没来得及写我就进了严管组。干部看他诚实可信，让他当了严管组组长赵宏英的副手。但现在，严管组使他变了个人。

此时，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
我对他说：你该怎办就怎办吧！我不会怪你的。”

郭有清沉思一会儿终于又对我说：“你小心点，杨指导员想给你加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劝你别跟他们顶了。”

听他说到这儿，我的心不由一沉。我的13年刑期已渡过9 年（这是怎么样的九年啊），眼看就快刑满释放了。但此时我突然感到那已看到希望的自由又遥遥无期了。

“凭什么给我加刑，我又犯了什么法”。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
郭有清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杨指导员恨你，他说你是六中队反改造总后台，你找他谈谈。跟他承认错误让他消消气，千万别再顶了。赵宏英不是好东西，他也恨你。”

我说：“这小子没良心，他每次给老婆写信都是让我代笔。”
郭有清看看外面，大声对坐在地上晒太阳的朱明武说：“谁让你坐下了，他妈的，站起来反省。”朱明武看了看他，乖乖地站了起来。

我对郭有清说：“面条儿的事你别再提了，他吃就吃了吧！”郭有清所答非所问的说：“这小子没出息透了，活该。”

朱明武到底没有逃脱惩罚。午饭统统被扣了。他的两个馒头，让赵宏英奖励给了王金喜和张治国，由于今天的莱里有几片肉，赵宏英让郭有清和金保全两人分吃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今天是周日，但照常出工。
在家病休快一周了，身体已基本恢复。严管组犯人无一例外的饥饿感终于向我逼近了。

由于前天朱明武“在严管期间继续偷窃犯罪”的行为，今天被强迫带伤出工。家里只剩下我，值班的是赵宏英。

像昨天和前天那么自在不可能了。赵宏英命令我把被子叠整齐，坐在离被子一尺远的地方反省问题。杨指导员也没出工。

赵宏英翘着二郎脚坐在凳子上靠墙吃着从厨房要来的一块水罗卜，一边吃一边向门外吐着罗卜皮，冲我“嘿、嘿”地冷笑。

虽然已四、五天没干活了，早上喝的一碗粥也早以随着两泡尿化为乌有（由于我是病号，早上应当给我的半个窝头被扣了）。看他吃得那么自在，我更感到抑制不住地饥饿。

我坐得无聊，便请示赵宏英：“我能看毛选吗？”
赵宏英一边吐罗卜皮一边说：“毛选你他妈背下来的比我看过的还多，现在你不用看，先反省你的问题吧。”

这时，杨指导员从门外进来，赵宏英赶紧站起来把吃剩的半个罗卜褪进棉袄袖口里。杨指导假装没看见，他在窄窄的屋子里走了几步，翻着严管组桌上的值班日记说：“李恒久，你进严管组三个多星期了，反省得怎么样，是交待你的罪行呢，还是继续顽抗？”

我没说话，把腰挺直沉默着。

“你他妈听见没有，指导员问你话呢，站起来！”赵宏英指着我的鼻子吼叫。
杨接着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要紧，在这儿接受改造跟政府一条心的犯人是绝大多数，死不悔改的只是极少数，你李恒久够坏的，这几天揭发你的材料已经几十份了，包括你的“哥们儿”揭发的。就凭这些加你几年也没问题，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几个月，中队为什么那么乱？你说你起了什么作用？”

“我没犯错误，乱不乱跟我没关系”。我随口回答。

还没等杨指导员说话，赵宏英冷不防一拳打在我胸口上。
由于我的病刚好，身上还软绵绵的。这一拳打得我倒退好几步重重地摔倒在铺上，“咚”的一声后脑勺撞到地铺中央的柱子上，眼前直冒金花。

扬指导员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我支起身子对杨说：“他凭什么打人？”
杨说：“他打人不对我批评他，但这掩盖不了你的问题。你听着，今天你给我写出检查来，政府要根据态度决定对你的处理。”说完转身走出严管组。
赵宏英把他送出门外又目送他走回队部。

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两人。赵宏英从袖子里拿出那半个剩罗卜又接着啃起来。看着他身后的木棍，我真想抄起木棍扑过去。他似乎看出我的意图，冲我喊道：“你他妈坐下，你想干什么？”又下意识把身子向木棍那边挪了挪，用身子把它挡住。

看他这样，我明白现在是决不能动手打这个王八蛋的，我尽力压下心中的怒火，但复仇的强烈欲望已牢牢攫住我的心，我们就这样僵持着。

杂务魏喜来在门外叫他。趁他转身出去，我站起身来快走一步从他那厚厚的“严管日记“上取下一小搭白纸转身塞在我的被子下面（偷写我的日记用）。

整整一个下午，我写完了对我错误的认识与检查，一共写了十一页。我不知道这个检查能不能“过关”（给我写检查用的白纸都是有数的，一张也不能少）。


九、狱中日记（三）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
今天天气很好，但全队都没出工。早饭后，全队八个组的正副执行员连同赵宏英、郭有清都被叫到队部去开会。直觉告诉我这个会是专我开的。

两个多小时的会终于开完了，赵宏英一进门就拧笑着对我说：“有你小子好看的，等着瞧吧！”

吃过早饭，各组犯人还在休息，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响起来，这是杨指导员亲自吹的，中队犯人不分老少都飞也似的跑到院子里集合了。

严管组犯人按照贯例，都拿着各自的小板凳走到已集合好的队伍旁边分成两行坐下（和正常犯人有一定距离），我被留在屋子里。过了一会儿，王队长走进来把我铐上，让赵宏英和金保全两人押我走到会场最前边，赵宏英使劲把我的头按下去。

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打翻反改造分子李恒久”、“李恒久必须低头认罪”、“严惩害群之马李恒久”…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那声浪超过了每天出工时大家走在路上昂首挺胸喊的口号“加速改造，前途光明.....”

我想抬头看一看，不知是谁又把我的头压下来。口号喊完了，杨指导员开始讲话，在沉默中他那清晰悦耳的男中音送进我的耳膜。他历数我的罪行，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

１、到农场后一贯不认罪不服法，屡次非法书写上诉状，利用社会上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机会妄图反攻倒算。
２、屡教不改，坚持反动立场；煽动并带头罢工；抗拒劳动改造。
３、当执行员期间辜负了政府对我的信任，聚众闹事、煽动并代笔为被我“蒙敝”和“拉下水”的犯人书写上诉信。
４、当执行员期间，利用“职权”组织犯人非法进行流氓格斗，肆意破坏政府“改恶从善重新作人”的劳改政策。
５、妄图在狱中组织不正的革命集团进行不正的革命颠复活动，教唆犯人与政府对着干。

这五大罪行之外还有漫骂政府干部，大搞哥们意气等。

杨指导员训练有素的、从不拿讲稿的演讲震摄了在场的全体犯人，也震摄着我。我实在想不到三中队以杨指导员为首的政府干部竟然对我下这么大的功夫，给我总结出这么多罪行，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杨指导员讲完话，各组犯人轮流发言对我进行揭发批判。要求发言者之拥跃出乎我的意料，三组执行员王平首先发言，他揭发我与前不久已经越狱潜逃的郭连玉关系密切，说我与他经常暗地策划反改造阴谋。二组的陈福利揭发我一贯大搞哥们意气与三中队某些人吃喝不分。四组副执行员董庆林揭发我恶意漫骂政府干部。六组谢金泉揭发我曾为他们组的李秋生写过上诉....

二个多小时，揭发批判我的犯人有十几个，而且揭发的内容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证。我真想不起他们揭发我的不正的革命言行到底是不是我说或和做过的。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始终就是这样低头弯腰。我的腿在哆嗦、我的腰酸极了。
我无法抬起头直起腰，因为压在我背上的两只手不允许我那样。

揭发批判终于完了，杨指导员又作了总结发言，声称这是针对我“罪行”的第一次揭发批判会。他号召全体犯人还要深入对我进行大胆揭发，而且警告一些仍在对我进行包屁的人悬崖勒马。

散会后，我昏昏沉沉地被押回严管组，晚饭是两个包子和一碗熬土豆。我饿极了但却吃不下去。但当我看见同屋几个“受难者”那饥饿的眼光时，生怕再发生前天的面条事件，只好用麻木的双手捧起这顿“美餐”无滋无味的吞了下去。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星期五）
今年的第一场春雨从昨晚就晰晰沥沥的下起来。早上雨虽然停了，天还是阴沉沉的。由于这里的土质是很粘的胶质土地，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泞，所以今天又不出工了。

由于杨进喜再次违反严管犯人不许抽烟的规定，今天对他进行批判。
今年22岁的杨进喜因偷窃罪被判刑十年。他的父亲母亲都是邮电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只有这一个宝贝儿子，他们对他寄予过无限的希望。

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厄运，首当其中地被赶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行列。在那阴阳倒置的年代里他们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约束他们年幼的儿子了。就这样，作为被社会遗忘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杨进喜在多年的放任自流中一步步染上恶习。他从小偷小摸开始，终于走上一条以偷窃为生、为乐的人生歧途以至积重难返。十几年中他几乎偷遍了陇海铁路线沿途的各个城市。

他生就一幅白净脸孔，中等个子、细长的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和两片薄薄的嘴唇，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微笑。即便是身着肮脏的囚服也难以掩饰他那与众不同的光彩。

他很聪明，大概是因为血缘关系，他的知识面很广、也读过不少书，尤其喜欢中国地理和世界地埋，他可以信手勾画出中国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图，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名称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旅行家或地埋学家，就像马可·波罗，他是他心目中的偶像。

他即不凶恶也不暴躁，性情温和像个女孩子，平常跟大家也相处得很融洽。他不修边幅，从来都是衣冠不整、破破烂烂。他那穿了一冬的棉袄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油腻，脏得发亮，袖口上露着灰黑的棉絮。他最大嗜好就是抽烟。

他十八岁入监，入监前已是北京市有名的“神偷”。他的外号叫“一站七”（坐一站地公共汽车可以偷七个钱包）和“蹭身没”（只要他从哪个人身边经过，对方身上的东西就可以落入他的手中）。他偷过很多钱又统统在与他哥们儿的吃喝玩乐中挥霍殆尽，他曾十次被抓又十次被释放（由于人们估息他的年青和上帝赐给他的一幅单纯雅气的外表）。

他进过少管所又判过二年强制劳动，从小就与公安局、派出所打交道，但这些都没改变他“偷”的恶习。最终被判了十年大刑，那时他刚十八岁。

他进严管组是因为偷队长的香烟，当他与同屋的犯人分享“战利品”时被人揭发抓获。他进严管组至今也已两个月了。

严管组对他来讲，不许抽烟比饥饿更可怕。由于他有高超的偷窃技术，森严的严管制度也没能约束他，他总能神奇地搞到烟和火柴。厕所里、地头上和严管组屋内都有他的“窑”（藏烟的地方），抓个机会他就可以偷偷抽上几口。甚至在上工路上，当大队人马招摇过市时他也能把双手插在衣袖里像个魔术师一样用火柴把烟点燃，不时地吸上一口再把烟从鼻孔里喷出去。

因为抽烟问题，在严管组两个多月来他也曾几次被揭发、被“起窑”、被捆打、被罚站到半夜，然后又是一次接一次地“深刻”检查。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还是不断地偷着抽烟，当他最后一次被赵宏英亲自抓获时，他不仅作了保证而且立下“军令壮”说：“大家如果再发现我抽烟的话，我愿意让严管组每个人抽十鞭子”。

终于，昨天晚上他在厕所大便时，由于捡别人丢在地上的烟屁偷偷抽了几口而被值班的金保全当场抓获。

此时，杨进喜被反铐着双手在严管组的审判台（那张破桌子）前蹶着，大家对他进行批判。赵宏英要来兑现他的“军令壮”了，赵宏英让谷有清宣读杨金喜上次写的检查和保证，随后直接了当问大家谁先动手，说完把眼光转向刘立。

刘立第一个拿起桌上那根用三条麻绳拧在一起的鞭子说：“杨进喜，对不起你了。”便劈头盖脸的首先抽打起来。杨金喜白嫩的脸上顿时渗出血痕。张治国接过鞭子又狠狠抽了几下。

杨进喜开始哀求了。
赵宏英毫无表情地示意朱明武再接着打。朱时武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手腕昨天扭伤了，没法儿拿东西，打不了。”赵宏英冷笑着说：“你小子不想打是不是？那就先他妈抽你。”朱明武慌忙伸出手腕让赵宏英看，赵宏英说：“少废话，你先给我一边儿站着。”说着把他推到一边。

他又对邵起才说：“该你了。”邵起才摇摇头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打过人也不会打人。”赵宏英阴阳怪气的说：“好，你不打是不是，有你的。”又对我说：“你呢”！你打不打？”我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我不打。”

赵宏英把地上的绳子顺手抄起来在桌上“叭”的一声狠狠抽了一下，大声说：“你们他妈的都给我站起来。”我和邵起才站了起来，他慢慢地背手走到我们跟前。忽然，恶狠狠的抬手给了我和邵起才、朱明武每人两个嘴巴。血，从朱明武的嘴角滴落下来。

王士清队长正好走过来，杨进喜用手捂着脸上的血印子带着哭声向他求饶说：“我再也不敢抽烟了”。王队长用手指戳着他脑袋说：“打你还轻，你小子狗改不了吃屎，活该！”说完又扫了我们几个人一眼，没说话就走了。

杨进喜的铺位紧挨着我，就寝后，我悄悄劝他不要再偷着抽烟了，省得给大家找麻烦。他感动的点了点头。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星期六）
今天虽然放晴了，但由于地面的泥泞和早上的大雾上午仍旧没有出工。赵宏英和郭有清去院门口的值班室睡觉了，金保全在严管组值班。

大家都在读报纸和毛住席著作，不时地悄交头接耳。金保全脸向着门外假装听不见。赵宏英不在时他可不愿得罪这些人。我偷偷地读被刘立带进严管组的一本《成语小词典》。

看到“大智若愚”这个成语，我陷入沉思。
我想“大智若愚”的反面不就是“大愚若智”吗？那么，我究竟是“智”还是“愚”？倘著是“智”何以伦落到现在地步，倘者是“愚”又何以不如身边诸多犯人？

我突然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他挺着长矛、穿着盔甲、骑着瘦马洛西南特和巨大的风车搏斗，结果被风车连人带马打得头破血流，他是“大愚若智”。而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的结局又与这骑士何其相似。那电网、那高墙、那队长、那刺刀不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风车吗？而我算什么？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是人海中一个小水滴、是人生战场上的残兵败卒、是荒野中一棵无人顾及的小草。我有什么力量能够抗拒上天安排的命运，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风车？”
“大愚若智”这一成语为我今天的结局做了最好的注释。

在监狱里，专政与被专政，压迫与被压迫是一种公开的不平等，而这种公开的不平等又是被法律所认定的平等，这是多么矛盾又是多么的现实和严酷。

不错，我自已是不幸和无罪的。我为此而一再申诉、呐喊、呼号、哀呜。但是那些抢劫犯、杀人犯，轮奸犯难道也是无辜的吗？不！他们有罪，他们确是为道德伦理观念所不容、所深恶痛绝。社会上，有谁会运用辩证法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他们呢，形而上学认为“好就是好”“恶就是恶”，而形而上学的观念不是主宰着绝大多数人的思维吗，如果不是命运把我安排在这么多刑事罪犯中间，使我身临其境，对于这些罪犯我不也持有同样的鄙视吗！

在这特定的环境中，一切事情都奇怪地发生着、发展着，广义上的人性悯灭了，但苏醒了狭义的人性。同样，广义上的理性却为“适者生存”的狭义理性所取代。在这樊笼般的监狱中，即不尊重道德也不承认修养，只有笼中鸟一样的囚徒为各自的苟活而挣扎。这里少有永远的朋友也少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切近的利益。眼前的利益相相合时就握手言欢，利益相背时就会引出不加掩饰的冲突。队长与犯人、犯人与犯人、队长与队长莫不如此。

回想一下，当我为自已的案情向“高法”写申诉时，不是没有受到杨光明之流太多的阻挠吗？而当我因看不惯犯人被他们虐待而自以为是仗义执言向主宰监狱的机构写信控告时，不是才激恕了以杨光明为首的政府干部吗！啊！我究竟做得对还是不对？

中国虽然经过十年的困惑和混乱，监狱毕竟还是监狱，它虽然关押了大量好人但也囚禁着更多的恶棍。丁广林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写控告信的确是多此一举，是一种唐吉柯德式的愚蠢。

在这高墙电网之下，理性在人类某种动物的本能中演译，人性也在扭曲地向前发展。赵宏英就是这种特定环境中诞生的典型人物。他的一切表现都赤裸裸地揭示出这里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利已主义。他冷酷但又本能地遵循监狱中的必然规律行事，因而他在这个环境中成为弱者中的强者、被动中的主动者、残兵败卒中的战取者。他成了犯人中的“权贵”。他是卑鄙的也是高明的、是愚蠢的也是智慧的。他的所作所为都说明了在监狱这个环境中生存竟争的一条规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态。”

一句成语，诱发了我的反思，我突然感到“改造”这个曾经被我讨厌的词汇除了“劳动改造”的特定意义外，还应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客观世界对人的主观思维的改造。我现在受到的启迪不就是对我原本不完善的思维的改造吗！这也算是严管组在客观上给予我的收获吧。

下午仍旧不出工，杨进喜、刘立、朱明武、张治国分别被各组拉去当成反改造活把子进行批判。王来喜被关了近一个月，由于他在严管期间有立功表现，今天杨指导员宣布他被解除严管。

邵起才被杨指导员“请”去为一个干部家属看病，只剩我自已奇怪的被“冷落”在屋里，何以放过我？我百思不解。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星期一）
今天是周一，从清晨开始便大雾弥漫，全队又不能出工了。

各组都在学习，一部分人在院子里砌各组的脸盆架。严管组犯人负责在“中央马路”两边的臭水沟里取土和泥，全队八个组砌墙用的泥巴全由严管组供给。
这又是一个高强度的劳动任务，赵宏英指定我和张治国负责运泥。

早饭由于粥稀得可怜，一碗粥加上半个窝头吃完了像没吃一样。稍一干活儿腿就打软。进严管组一个月了，特别是大病一场后，我的身体已是明显地虚弱不堪，但别的人比我也强不了多少。

我不愿让赵宏英这个王八蛋看出来，咬着牙一趟一趟地用小推车从水沟边往院子里送泥。八个组需要的泥由两个人运送是绝对供不应求的。各组负责砌砖的犯人不断喊着：“来泥，快来泥！”我和张治国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来回推车，赵宏英还不断催促：“快点儿，快点儿送。”而且他亲自挥锹上阵了。

论干活儿，他的确是好样的。长长的筒子锹，他一锹下去就是40多斤重的泥巴，只几下就把小推车装满了，几乎每次都要把小推车撑破。

我和张治国艰难地推着、拉着、跑着，两条腿似乎是机械地迈动着，汗水早已把一件破烂、单薄的囚服浸透了。汗珠从我的头上滚到胸前又从胸前流到地下。

二组王建明不声不响地从厨房找了个大筐和一根扁担，拉着王雪红自己去运泥了。

赵宏英问：“咳，你们怎么自己抬？”王雪红说：“你在加两个车也供不上，还是我们自己抬吧。”

四组值星员李华杰也找了个大桶让王保生和刘庭利自己去抬泥，七组蒋振贵也仿而效之了，我和张治国送泥的任务顿时少了一半。我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在默默地帮助我，我感到一阵温暖和欣慰。

王雪红___这个还只有20岁的年青人，个子不高，瘦瘦的，但浑身一块块的肌肉分明透着强壮和朝气。他平时沉默寡言，但生就一副侠义心肠，在三中队人缘很好，队长们对他也不错，而且他颇有几个小哥们。

三年前，他刚刚17岁，由于帮别人打架，没深没浅地用水果刀扎伤了人。在“严打”运动中被判刑10年。这个昔日学校里连续三年的“优等生”，在还不懂什么叫做“法”的时候，就一下儿被断送了前程。

他性格内向，喜欢沉思。三年来，他还没被监狱这个污浊的环境所污染，他还保留着纯朴、坦诚的品质。他不仅能打架、会打架也很能干活儿。每次出工劳动时他都在干完自己的活儿后主动帮助别人，经他帮助干活儿最多的人就是我。
每次过来帮我干活儿他都不声不响，干完活儿时还是不声不响地离开。

我很喜欢他，把他当成兄弟一样的关心。我们在一个组时，他非常尊重我，愿意与我聊天，我也曾给过他一些书看。我劝他不要把宝贵光阴虚踯在每天休息时的打扑克和下象棋中。他听我的话，开始读书和学习书法。

我进严管组这些天，他一直找机会跟我说话，这我心里明白，但不愿给他找事，每次都故意闪过去了。

今天，他和王建明主动去运泥是为我减轻工作量，华杰派组里人去运泥也是为我。在彼此不断地对视中，我看到了他们的忧郁和担心。

终于，他找到机会，在运泥时和王建明快步走到我身边说：“他们让我写材料揭发你，我没写，王建明和丁广林也不写。”王建明也说：“去他妈的，张连仲找了我两次，让我批判你，我没什么可写的。”

我看了他一眼对王雪红说：“你告诉华杰和丁广林他们，该写就写，这无所谓，你们别再为我找麻烦了，就说是我说的。”雪红点点头又问我：“你饿吗？我想法儿给你送点吃的吧？”我急忙说：“别找事儿了，用不着。”

到了二组窗外，王雪红倒完自己筐里的泥，又帮我把手推车里的泥慢腾腾地铲了出来。

我拉着空车回到沟边，正好听见刘庭利在骂赵宏英：“你他妈的看着点儿，往哪儿扔呢！”原来是赵宏英不小心把一锹泥扔到刘庭利脚上。

赵宏英陪着笑脸连声说“对不起”。他惹不起刘庭利这个打起架来不要命的亡命徒。但刘庭利不依不饶地说：“你他妈对不起就完了，给我擦了。”

赵宏英让站在一边的王金喜过去给他擦。刘庭利又骂道：“操你妈，是他妈你扔的，我让你擦。”他把脚伸到赵宏英的身上。

当着严管组的所有犯人，赵宏英真是下不来台了，只见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想发作又不敢。郭有清看不过去，也陪着笑脸对刘庭利说：“得了，兄弟，让我给你擦擦，行了吧？”郭有清在中队犯人中人缘不错，大家还都给他面子，这一来刘庭力也不好说什么了。

王保生站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算了、算了，你赵宏英以后也留点儿德行，别老他妈挤兑人，坏事干多了，以后有了孩子没屁眼儿。”两个人一边骂着一边抬起装泥的大桶走了。

赵宏英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该拿他统治下的严管犯人出气了。只见他把锹一扔，对邵起才、朱明武横眉怒目地说：“你们他妈的看什么，快他妈干活儿去。”又说：“这他妈小子，哪天撞到我手里，我不把他攥出尿来算他有本事。”

我再推车从四组门口经过时，听见刘庭利还在对华杰说：“我真想打赵宏英这个王八蛋操的.....”华杰不紧不慢地说：“先饶了他，今天不是打这个王八蛋的时候。”

下午三点多种，各组的脸盆架都已砌完。犯人们在各自窗外的台阶上横躺竖卧地聊天、抽烟，严管组组长赵宏英让大家原地待命，他自己也跑到杂务室睡觉去了。

我又困又饿又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别人把我叫醒时太阳已经偏西，大家也全都歪七扭八地睡在沟边。刘力从沟边溜了下去，两只脚在臭水沟中泡着。但他谁得那么香，竟是全然不知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星期三）
今天晚上下工比平时早。
吃过晚饭，赵宏英被杂务成震开叫到办公室。过一会儿，各组值星员也都被指导员召去开会。

赵宏英回来了，他把金保全和郭有清叫到外面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阵。回到组里对大家说：“今天全中队开批判会，批判李恒久，你们如果有愿意发言的也可以，谁发言告诉我，不用写批判稿了，到时候说就行了。”
他扫视着大家，但没人说话。

他不满地骂道：“你们这帮孙子，给你们表现的机会你们不要，那就在这儿待着吧！都他妈甭想出去。”

天黑后，各组开始集合了，一会儿便肃静地坐满了院子。严管组依然是最后走进会场，我被留在屋子里等着被押解出场。

指导员杨光明宣布批判会开始，王队长把我铐上，成震开和习东生押着我走到会场的前面。

今天的批判会特意为我准备一条细长的板凳，一块上面写着“彻底批判反改造分子李恒久”的小黑板。那“李恒久”三个字是倒着写的，犹如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走资派那样。今天的批判会十分庄重，全中队的干部几乎都到了。

魏喜来把那黑板挂上我的脖子，我被推上了那条长凳，栓那小黑板的是一根细细的铁丝，我动动脖子，努力让它挂在我的衣领上。魏喜来看出我的意思，给了我一巴掌，特意把那铁丝挂在我的脖子上。

板凳又窄又高，我站到上面后直晃悠。赵宏英带头喊起了口号：“坚决镇压反改造分子李恒久”、“反改造绝无好下场”、“李恒久必须低头认罪.....”

大约是我站在板凳上看着下面的人群如同检阅一般，有点不成体统，成震开和魏喜来又无法像以前那样按着我的头。于是，喝令我低下头来。

我慢慢躬下身，小黑板垂了下来，铁丝勒得我脖子生疼。
我的腰越躬越低，直至我的手掌触到板凳。四年前，我在团河农场28个月的单身牢房的日子里练就了一种本事，我的腰绝对柔软，躬身便可以双肘着地。因为这些年来我也没有放弃锻炼，腰柔软依旧。

黑板在我的脖子上悬挂着，我的双手在板凳上找到了支撑点。我不断用手向上托着小黑板，解脱脖子的负担，这就不像上次批判会半撅着那样难受了。

批判会开始了，各组值星员历数我的罪行。但除了上次那5条罪状外，还没听到什么新问题，我的心里坦然了。

李华杰、蒋振贵、杨志刚也都写了批判稿。华杰的批判搞写得很学问，前一半
是空洞无物的口号，后一半是规劝的道理，劝我接受教训，走上“接受改造”的坦途，争取早日出监。
我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

两个小时后，批判会结束了。当我从长凳上下来时，双腿的大筋已变得僵直，不听使唤，一下子摔倒在地，嘴磕在板凳上，血洇了出来。
杂务把我拖回严管组时，我橡一摊泥似的倒在床铺上.....

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今天上午，二组的唐杰被释放了，他是被平反的，这是郭有清下午在地里干活时悄悄告诉我的。他一再叮嘱我千万别和别人说这件事，因为这种消息在中队是严密封锁的。但这个消息在我的心里又翻起了波谰。据我知道，唐杰已是六中队第四个被平反的不正的革命分子。

和唐杰在二组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十分了解他的“罪行”。
判刑前，唐杰是北京无线电厂的一名技术员，他有喜欢收集电影明星剧照的癖好。他知道江青过去是电影演员，他也知道江青在解方前的一些逸事。这原本不是问题，但他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这为他种下了祸根。

1971年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开展追查不正的革命分子的“严打”运动，他的“言论”和家里珍藏的一些资料终于被人揭发出来，为此他被判刑10年，罪行是“恶毒攻击、污蔑中央领导人”。

听到唐杰走的消息，我心里百感交集。我希望他走，因为这不是坏事，他的平反恰恰证明社会上的形势已经明朗起来，“平反”再不是政府对特殊人物的特殊待遇，而是国家对一切“蒙冤者”的普遍的政策。这使我看到了“平反”对我不再遥不可及，我离开这里的日子也临近了。

但我感到失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至今还未降临予我，难道我命中注定的劫难还没到该结束的时候吗？我感到恐惧，我害怕这“平反”的风潮过去时，我仍被遗忘在这里。

人们喜欢说：“天亮前的一刻是最黑暗的”，难道我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黑暗之中吗？果真如此，我将以最大的克制力等待那黎明的时光。

进严管组前后，华杰与我谈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出去，而不是陷于与杨光明之流的争斗。他说得有道理，但已轮到了这个地步，我又能怎么样呢？

就连丁广林、郭有清等人都劝我不要再和指导员杨光明顶下去了，为什么我至今还不立马收缰呢？杨光明恨我，那是因为我损害了他的权威；张连仲恨我，那是因为我危及了他的利益。我又何必要在这本无公正可言的地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

我那样做了，又有谁能理解我、感激我、记住我？就连赵宏英这样的王八蛋都说出了：“你是聪明人，你该知道怎么办”这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如现在这样僵持下去吗？

列宁说过：“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杨光明等着的是我的“认错”，可我错在哪里？我凭什么认错？我要妥协就要昧着良心承认我没有的错误。对我来说，往后退这一步太难了，可我又必须走这一步，否则，即便轮到我被“平反”那一天，杨光明也难保不会从中做梗。他已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给你加了刑，你就是平反了也照样出不去。”这是他的危言耸听还是真会如此？

杨光明对我已是恨之入骨，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就他给我总结的那5 条罪状固然是无稽之谈，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经验吗？再说，就这样硬顶下去，何时才是个头呀？

等着他们来给我认错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儿是他们的天下。
唯一可行的只有我的妥协，这不是我的本意，却是我的必然。

今天的茶淀农场已不是四年前我在团河农场度过的单身牢房的日子，那时，我没有获释的期待，也没有如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那时，我尽可以把生死置于度外、为所欲为。但现在我已看到了光明，走出监狱的日子指日可待，我何必再去做专政与被专政者的仲裁人呢？我的所作所为就是不合时宜的唐.吉柯德般的愚蠢，是必定要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我要做的不是“认错”，而是“认输”。是渺小对强大的认输，是“是”对“非”的认输，是“有理”对“无理”的认输，是良心对无奈的认输。我这样做是出于一自之利的自私目的，但我只能这样做了。

“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才是炉”，在我经历九年多的监狱生涯后，更深刻地领会了这条由前人总结出的经验之谈。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严管组发生了一件事情。
夜间值班的王士清队长巡视到严管组，大家刚刚躺回各自的铺位上准备睡觉。
看王队长走进来，正在观看值班记录的赵宏英想让大家坐起来接受王队长训话，被王队长拦住了。

大家都仰头看着王队长，听他说话，只有杨进喜在蒙头“大睡”。不抽烟的王队长对烟味十分敏感，他闻到屋里有一股烟味，但室内唯一能够抽烟的赵宏英此时并未抽烟，何来烟味？

机警的王队长走到杨进喜的铺位前，一把掀开他的被子，顿时一股浓浓的烟味从里面扑出来，原来是杨进喜裹在被子里面偷偷地抽烟。

不等王队长发话，赵宏英冲过去一脚把杨进喜踢了起来。揪着他睡觉穿的一件背心，狠狠地抽了两个嘴巴。

他声色俱历地质问杨进喜：“你哪来的烟？你他妈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抽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杨进喜被打蒙了，一下儿跪在地上，连连向赵宏英和王队长讨饶。

王队长从掀开的被子里又翻出一小包烟叶、几只香烟和半盒火柴。人赃具在，大家也都被震惊了。严管组的制度如此森严，他是从哪儿弄到的烟和火柴呢？谁也想不出来，但这些东西却又实实在在地摆在大家面前。

王队长不加制止地看着赵宏英拳脚交加地殴打杨进喜，站在一边狠狠地说：“你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为这抽烟的事情你挨过多少次批、多少次打了，你就是不长记性。”

倒在地上的杨进喜鬼哭狼嚎般地向王队长讨饶，王队长栏住了正打得性头上的赵宏英，让杨进喜自己说今天的事情该怎么办。

杨进喜连连下着保证，保证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赵宏英把从他被窝里翻出的那一包烟叶倒进他的饭碗，又倒进一碗水。狞笑着说：“今天我也不打你了，你把这杯水喝掉就算完。”

那碗冒着热气的烟叶水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被泡过的烟叶转眼变成了多半碗。
王队长不说话，大家也不说话，都在等着这件事情的结局。

杨进喜也算是有点儿亡命徒的劲头，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不喝这碗烟叶水是过不了关了。只见他一咬牙，从赵宏英手里接过那碗烟叶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看杨进喜真把这碗烟叶水喝了下去，赵宏英自己也感到意外，他冷笑着说：“算你小子有种，以后再抽烟就没有今天这么便宜了。”

王队长皱着眉头把赵宏英叫到门外说了半天话，大概是批评他不该用如此手段对待杨进喜罢，说完后赵宏英自己回来了。

过一会儿，那碗烟叶水在杨进喜的胃里发作了，疼得他头上直冒汗。
我的铺位紧挨着杨进喜，看他翻来覆去地折腾，我对赵宏英说：“你让他喝这么多烟叶水，胃里受得了吗？你赶快给他找几片药吃，要不然这一宿大家谁也甭想睡。”

赵宏英仍旧是气哼哼地说：“不想睡好说，那就别睡了。”他毫无人性地一脚把杨进喜从床上踢了起来喝道：“你现在到院里去站着，什么时候把那影壁墙上有多少块砖数完再回来睡觉。”
杨进喜穿上衣服捂着肚子出去罚站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星期六）
上午还是到28甬麦地锄草．从全中队犯人的情绪看，大有把剩下这些活儿一鼓荡平之势。9.30分，杨指导员召集各组值星员开会，要求大家加快速度，中午不回去吃饭了，什么时候完活儿什么时候回去。各组值星员回组传达了指导员的指示，大家迅速干完手边这快地的收尾活儿，转到前边那最后一块地里去了。

十一点半，伙房送饭来了，今天吃的是茴香馅加肉丁的包子，因为包子不像镘头或窝头可以掰开分，严管组犯人也暂时多给一两，与大家一样分三个包子，共六两，等明天中午吃饭时，再把今天多吃的这一两扣除。

全队犯人打完饭后，大桶里还剩有一些菜汤，虽然只是一些少油缺盐的白菜汤，但严管组犯人还是都眼巴巴地看着那盛菜汤的大桶，希望不要把那菜汤倒掉或抬走，再给大家分一点，填饱肚皮。

伙房犯人问我们还要不要剩菜了，严管组值星员金保全越俎代庖地告诉伙房人员说：“严管组没人要了，你们抬走吧。”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在他看来，这些“破菜汤”有什么可吃的，不就是一点儿菜叶加水吗。不错，但这加水的菜叶对严管犯人来说总能果腹呵。

看着抬走的剩菜汤，望眼欲穿的严管组犯仁大失所望。尤其是已端着饭盆准备去打菜汤的刘力和朱明武那种若有所失的神态，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了。

吃完午饭，杨指导员号召大家一小时之内把剩余的活儿全部干完，干完就回去。杨指导员一呼百喏，百十号人一拥而上，一会儿功夫就把偌大一片地里的杂草全部拔完了。杨指导员倒也痛快，随着收工的哨子声，全体人员在甬道上集合完毕回监区了。

午睡一直到下午5点钟，起床后，严管人员照例要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晚饭前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晚饭后，程队长分别把王来喜与张治国叫到杂务值班室，责成二人写严管总结，又让谷有清把二人的东西检查一遍，今天要解除二人的严管。

晚上学习时，严管组对二人进行严管总评。大家对王来喜的印象远比张治国强。王来喜的错误是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张治国是因为偷东西，在中队屡屡偷窃，即偷公家也偷犯人。

二人被解除严管，大家也都感到高兴，因为这死水一般的严管组总算是看到了动静。就像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时，朝夕相处过的任何人出去（无论是释放还是被判刑），都会使其他犯人小小激动一番。此时，大家都会设身处地想想，自己何时才能走出暗无天日的严管组呀！

总评完毕，严管组犯人与中队其他犯人一同看电视。先看专题片“邓颖超访问日本”，再看“文艺晚会”。

突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所有看电视的干部全部跑了出去，直至电视演完，干部们也没回来。直至王队长点完名回到严管组时，杂务魏喜来把杨进喜的衣物统统收拾起来拿走。大家才知道，刚才看电视时杨进喜趁机逃跑了。而且有人听到大门口有连续的枪声。这一夜，严管组一片肃然，犯人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可怖而紧张地度过了这一夜。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星期日）
今天是周日，由于昨晚发生的事情，大院里变得一片死寂。今早起床后没有出操，杨指导员指示对严管组犯人逐个搜查。搜查完毕，正要去打饭，全体人员紧急集合，杨指导员要宣布重要事情。

他说：‘罪犯杨进喜于昨晚九时许从监区门口畏罪潜逃，潜逃后，连续作案，于今日凌晨四点钟被警卫人员击毙于三分场八甬麦田中，这是他罪有应得的下场。其后宣布，鉴于这个突发事件，今日全分场犯人停工一天学习讨论。

指导员告诉大家，很快就把杨进喜的尸体拉回中队来，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结局。尽管杨进喜被击毙的消息大家都已听说，但一经杨指导员宣布，大家还是为此事而瞠目结舌。

一小时后，杨进喜事件愈加明了。他越狱乃至被击毙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昨晚由于杨进喜屡屡违犯严管规则，因而大家看电视时。指导员责令到院子的影壁后面去罚站。

九点钟，杨进喜趁人不备，遛进队部小院的铁栅栏，偷出队长的军衣军帽，又跳出中队院墙来到监区门口，他对门口的警卫人员说，他是来探望在六中队当干部的哥哥的。由于他身着军衣军帽，撒谎的本事又异常高超，说得警卫人员将信将疑。待警卫让他在门口等候，自己打电话核查此事时，破釜沉舟的杨进喜趁机逃出监狱大门。当警卫人员核清此事，出来抓捕他时，他已跑出好远。警卫鸣枪示警，但未能把他抓获。

杨进喜潜逃后，在分场仅有的一个小卖部进行溜撬作案，窃得衣服、食品、香烟及菜刀等凶器。

在警卫的追捕中，他逃到八甬麦地隐藏起来。及至清晨四点钟，他被拉网搜查的警卫发现，又由于他挥刀拒捕而被当场击毙。

杨进喜是判了10年的重刑犯，但他没有必死的罪行。他还年青，只要他好好改造自己，学会自食其力的本领，将来还会有前途。但他现在死了，他的死是因为他触犯了监狱中的法律，但他死得罪有应得吗？

在上午的学习中，大家轮流发言，谈对杨进喜事件的认识。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从杨进喜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上分析了他的行为和结局，顺便谈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

昨天，杨进喜的尸体被拖回了中队大院，停放在院中。
各个组的犯人全都看到了杨进喜的尸体，严管组的犯人也看到了。那是大家必须要看的，因为政府要杀一儆百。

一排弹孔是从杨进喜的头上、身上洞穿的。他的左眼已经被打飞了，只剩下一个已经萎缩在一起的眼眶，四围是红白相间的脑浆和血迹。他的嘴被打裂了，张开的嘴显得出奇的大。那张原本很秀气的脸庞被子弹撕扯得变了形，即狰狞又丑陋，使人不由得感到恶心。

他偷的军衣已被剥了下来，身上只穿着他自己的囚服，那囚服的弹孔上凝聚着一块块乌黑的血迹。不久，杨进喜的尸体被拖走了，拖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晚上集合点名时，杨指导员又说起杨进喜的事情，指出他的逃跑及结局都是“预料之中”的，在他生前留下的手迹中就有这样的话：“哪怕前面是火坑，是荆棘、是万丈深渊，我也要往下跳”和“致死不悔”等。

我不知道杨进喜是否有过这样的“手迹”，倘若有，这些话便足以看出了一个流氓无产者挺而走险的本性。但就我了解的杨进喜能写出这样的话吗？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杨进喜的死应该说是轻于鸿毛了。

此时的赵宏英再也没有昔日的骄横，他吓傻了。
他被撤消了严管组值星员的职务并被调出了严管组，该职务暂时由郭有清代替。但中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全体犯人都被震惊了，再没有人敢违犯纪律，大家连说话都变得悄声细语。

杨指导员讲话后，各组继续讨论。
严管组正在讨论时，昨天解除严管的张治国又搬着行李回到严管组。原来，他昨天解除严管时，顺手牵羊地把已经死去的杨进喜的一双塑料凉鞋偷走了，真是贼性不改，下贱！


十、狱中日记（四）

——1979年麦收前后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一）
由于最近连续下雨和不断发生“意外”事件，麦收前的时间一再被耽搁，很多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都未完成。。

严管组仅剩下了六个人，谢金泉、王来喜、刘力、张治国、朱明武和我。今天刘力和王来喜拉稀。一夜之间已拉得面黄肌瘦，严管组能干活的人只剩下我和张治国、朱明武和谢金泉。

这几天，六中队灾祸连连。杨进喜事件还未过去，肠炎又蔓延开来，全中队染上肠炎者不下30余人。

下午出工人数骤减，流行病引起了场部的重视，为防止在全分场的蔓延，六中队犯人集体到监区医务室检查，周文涛大夫不敢怠慢，依次为六中队百十名犯人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六中队流行的是可怕的痢疾。

痢疾流行，谣言也在六中队流传开了。大家私下说这痢疾是已经死去的杨进喜阴魂不散，对六中队犯人的惩罚。还有人说：“这痢疾是拉回的杨进喜的死尸腐烂后引发的。

今天吃病号饭的人已不是平常的少数几个人，而是半数以上的人都吃上了病号饭。这又是六中队的一次“史无前例”。

严管组的刘力和王来喜吃病号饭，谷有清把他们剩下的镘头分给了别人。中饭和晚犯我各得到一个，进严管组一个多月，我总算吃了一顿饱饭。

镘头多吃两个，活儿也比平时干的多了，平时打扫院子的工作，因为刘力和王来喜生病，剩下的人只好代为完成了。

晚上电视里演的是英国电影《简爱》。
这是根据英国小说家夏绿蒂.勃朗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十多年前，我上中学时便读过这本书。电影（小说）通过主人公罗切斯特和简爱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当时英国法律在本质上的矛盾和虚伪。那时的英国，人们注重的只是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法律的本质，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在简爱的意识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她热恋着罗切斯特，但又追求平等的婚姻关系，这在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也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历百年而不衰的名著，就在于它歌颂和追求了这种罕见的爱情关系，它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在其社会的弊端尚难掩盖“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时就发现并鞭笞了它。

如果说简爱是做为理性的象征而被批判的人物，那么，罗切斯特则是资产阶级标榜的感情至上的人性的象征。他为追求真正的爱情，可以不顾门第的悬殊，可以不顾社会舆论的指责，但他对法律的忠诚又使他优柔寡断，陷在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中。罗切斯特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而电影或原著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们对这种矛盾给予了深刻揭示。

电影中，把奄奄待弊的简爱拯救于荒野中的教士也是一个刻画得极为出色的人物。教士追求人世间的爱，但他追求这种爱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他用全部的赤诚爱着上帝。他在简爱身上发现了这种爱的共性，他想“超度”简爱，但他不知道爱上帝仅是简爱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所以他失败了。

但倘若没有简爱对罗切斯特深入骨髓的的爱情，后果又会怎样呢？我敢说，她也会毫不迟疑地投进上帝的怀抱。

教士说：“对事业的追求可以医治一切心灵的创伤。”但简爱却没有他那种传教于东方的信念和事业心，而且她心灵中的创伤是有自动愈合的希望的，因为她是世俗的女人，他对罗切斯特爱得太深刻了，这使她根本不可能超脱现实而纳入上帝的怀抱。

电视演完时，夜已深了。但我毫无睡意，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
由于患病人数的急遽增加，今天全中队停工一天。据统计，大约已有80余人患病，占全中队人数的二分之一。昨天晚上，马干事特意关照伙房今天给大家熬粥做面汤，叮嘱大家好好休息。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今天早上，我终于交给杨指导员一份思想汇报，检讨了自己一年来所犯的“错误”。此时，我不想为自己的软弱无能做任何辩解，在这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面前，我终于认输了，认栽了。如果说，在团河农场的单身牢房里，我可以算是以精神胜利者的姿态暂时走出了铁门，而在这里，我却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中午来水了，征得严管组新任值星员习东生的同意，我把自己的赃衣服、枕巾等都洗了。今天不洗，说不定什么时候水又断了。水源充足时，我已没有讲卫生的习惯，现在水源不足，我到讲起卫生来了。

病人的剧增使大量窝头、镘头等食品成了多余的东西，每个组都有剩余，有的长毛了，有的放馊了，只好一兜子一兜子地扔掉。
但在严管组，饥饿者却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

我敢说，到目前为止，全中队的犯人感到饥饿的只有我和谢金泉、朱明武这几个人了。即便如此，我又能怎么办呢？要求别人来施舍吗？只要我开口，就能得到一点儿吃的东西，但我不能，我还没饿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况且，不经历一番痛苦的折磨，又怎能得出深刻的结论呢！
还是牢牢记住歌德的名言吧：“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又何必因为痛苦而悲伤。”总有一天，这千金难买的时刻会在我的记忆中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回顾。

晚上点名时，杨指导员向大家说了我检讨的事情，并宣读了检讨中的部分内容。他得意地说：“李恒久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了，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做触及灵魂的检查。通过李恒久的事例，你们应该认识到在监狱里，没有什么人是铁板一块，再顽固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也只能缴械投降。”

杨指导员得到了我的检查，他应该满足了，但他还假装不满足，还要在全体犯人面前炫耀他的战果，以对我的贬低和嘲弄来发泄几个月来对我的仇视。而我既已采取了妥协的策略，既然已经忍栽了，也只有忍耐着他的捉弄，就像猫捉弄他爪下的老鼠。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四）
一面是饥饿，一面是把刚刚领来的镘头拿去喂兔、喂狗。同样都是犯人，却存在着人生之本性的巨大差别。

中午，张东生没有打饭，吃的是家里给他送来的点心，他的饭被张士恢喂兔子了。

六中队有一批家庭经济条件或政治条件比较优越的犯人，六中队的政府干部对他们也都是另眼相看。张东生、朱晓星都属于这一类人，张士恢也不例外。张士恢的父亲是外交官，母亲与父亲长期驻外。无人管教的张士恢走入歧途，以强j罪被判刑5年。判刑后，由于家庭生活优裕，隔几天，家里便给他送来一些犯人很难见到的食品。他们都是监狱中的上等犯人。

张士恢没有体验过挨饿的滋味，他不懂什么叫做“食不果腹”。中队养的几只兔子关在离严管组不远的地方。张士恢就在严管组犯人的眼皮底下拿着一包刚蒸得的镘头喂兔子，严管组几个饥肠碌碌的犯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在监狱里，尤其是在农场劳改队，不仅专政者与被专政者没有平等可言，犯人之间也没有平等可言。

茶淀农场远离北京，犯人家属来探监很不容易，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还要走很远的乡村土路，只有那些有权势的犯人家属才可以驱车而来。这样的犯人家属不多，唯其不多，监狱里一些驱颜附势的干部才会对他们另眼相加，他们的子女也便成为了犯人中的上等人。

这些属于人上人的犯人家属都是聪明的，为使他们的孩子得到特殊关照，他们把功夫下在了像杨指导员这样的直接管理干部身上。犯人家属行贿，政府干部受贿在茶淀农场是一种公开的行为。

张东生、张士恢、吴晓光（我后来的小舅子）等人便是这种交易后的受益者。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今天，场部召开麦收前的动员大会，朱场长针对各中队的改造形势做了冗长的讲话。

他在谈到六中队的改造情况时，即谈到了“死有余辜”（原话）的杨进喜，尚在追捕中的郭连玉、郎文福等人，也谈到了我的问题。他说我在六中队为20余名犯人写申诉，鼓动翻案。其后，声色俱历地说：“这种反改造的行为在监狱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谈完形势，朱场长推开发言稿，口若悬河地讲了三分场的生产情况和夏收工作的基本内容，特别强调在下一阶段的劳动中，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各中队开展评比。

今天，由于朱场长指名道姓地对我进行了批判，使我感到十分难堪，也很恼火。我从不认识朱场长，他说我给六中队20余名犯人写申诉，这一定是听杨指导员的介绍。但这是无稽之谈，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帮别人写过的申诉信最多有6个人。

我有错误，有多少便承认多少，有多少便改正多少。但这种无限夸大的做法我绝对不能接受，他这样说，难道符合档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吗？

一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而这种精神也只有在他的肩上、头上有压力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压力可以使人停滞、倒下，甚至使人毁灭，但压力也能使人变得坚强，增加他前所未有的耐性和韧性。前者是懦夫，后者是勇士。

对我的今天来说，公正的评定我要接受，不公正的评定我也要接受。因为朱场长今天的大会讲话并非是对我本人问题的法律过问，那只是他对犯人批评教育中的信口开河。

忍耐，这才是大度科学的根据！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在16甬锄草，中午回来。
杂务成震开通知严管组犯人不能睡觉，要到监区大墙下面，去把那里的草打干净，以免影响警卫人员的视线。

吃过午饭，各组犯人都睡觉了，严管组的几个人继续干活。
大墙下面的杂草已长到一人多高，谷有清带领我和谢金泉、朱明武等人到那儿干活时，或许是因为不久前的杨金喜事件，直至我们干完活，警卫的眼睛与黑洞洞的枪口片刻也没离开我们。

因为还想回来睡一会儿觉，大墙边几百米长的蒿草，我们几个人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全干完了。

回来后，谢金泉被杨指导员叫到办公室谈话，回来时快要出工了。
他不说杨指导员找他的事情，我们也无须过问。但大家心里都感觉到，他快要出严管组了。

不知是进严管组后干活太累还是因为严管组的地太潮湿，这几天来，我的腰疼极了。在严管组这种病是没有就医资格的，我只能忍受着。

下午收工后，严管组犯人继续劳动，平整犯人在院里看电视时的空地，一直干到大家都吃完晚饭。

晚上看电视，今天电视里演电影《玫瑰香奇案》。
看完电视，各组开始评定当天劳动情况。我的评定是“中”。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星期日）
农村中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到了，监区内外已露出一种繁忙的景象。

今天虽然是星期日，但整个监区都不休息。
昨夜的一场雷阵雨下得实在不是时候，早上天空依然阴沉，地上满是积水，可以想见地里的活是一定不会好干的。

从昨天的天气预报也能看出今年的麦收时节雨少不了，全农场都面临着重大的考验。

农村中有句老话叫做：“麦熟一响，龙口夺粮”。丰收与否的关键就在于麦收那几天，就取决于那几天天气的好坏与否。天公做美，就能即丰收又丰产，天气不佳，就可能丰收而不丰产，大量的粮食就会霉烂在地里。

上午到8甬去锄草，地果然粘得不得了，根本下不去大锄，只能用手拔草。但由于接连不断地下雨，几天的时间，草已长得又高又密，拔出的草带着大团大团的泥，简直没办法摔打，这一上午干的活儿连平时一半也没有。

上午下工后，张东生让严管犯人背诵毛住席的文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背不熟不能睡觉，只有我一人可以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我被允许睡觉了，其余人员一直背诵到出工。

中午太阳出来了。茶淀农场就是这样，阴天下雨时，地里一片泥泞，太阳一出来，又是一顿暴晒。下午开始干活儿时，早上还是一片泥泞的麦地就变得硬梆梆的了。趁这个机会，全队犯人把上午拉下的活儿和下午该干完的活儿一股脑儿突击完了。
但这和全场预计的时间仍相差甚远，马上要开镰了，15甬、16甬的草依然没有拔完。

晚上召开中队“龙口夺粮”誓师大会。会上，杨指导员亲自动员大家要在改造的关键时刻做出成绩，争取减刑。同时宣布谢金泉、何连喜被解除严管。这样，严管组只剩下我和刘力、朱明武三个人了。

晚上睡觉时，原本能睡八个人的床铺只剩下三个人，冷冷落落的透着凄凉。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
原计划今天开镰，但天公不做美，天气依然是说变就变，雨时断时下，只好把开镰的时间再往后推迟两天。

也幸好往后推迟了开镰的时间，否则，15甬和16甬的第二遍草真不知要到哪天才能锄完呢。昨天晚上杨指导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关于犯人的粮食定量也要分为甲乙丙丁四级评定的事情。

标准一公布，真是立竿见影，上午干活儿就见了效果，15甬整整一块地的杂草，不到两小时便风卷残云般地锄完了。

干活时，指导员杨光明来到严管组，他一边和刘力、朱明武说话，一边帮他们干活儿，只是对我不理不睬。我不知他此举是无心还是有意，但这种淡漠使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中午回来的早一些，杂务魏喜来让二组犯人常金山带我们到院外监区“中央马路”两边的臭水沟里去捞荆条（一种北方的灌木，农村多用来编筐）。荆条捞出来后，再把新荆条泡进水里。

这种最脏最累的活儿自然是严管犯人的，杂务常金山只负责往沟里放荆条，我和朱明武、刘力是负责捞荆条的。已在臭水沟里浸泡了半个月的荆条又臭又沉，那沟里的脏水直溅得我们几个人满身满脸。魏喜来捂着鼻子躲在远处指挥我们干活，生怕脏水溅到他的身上。

干完这活儿时，队里所有的犯人都睡午觉了，我们严管组这三人带着浑身的污水和臭味，先把早已凉了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完，再把衣服洗干净，一切工作完毕，又到下午出工的时候了。

下午，严管组仅剩的三个人和三组犯人干一块地，王雪红、王建明等人干完自己的活儿后，二话不说带着几个小哥们儿来帮我干活，很快就把我们这个几个精疲力尽的严管犯人的任务完成了，这使我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由于严管犯人的骤减，每日在院内例行的义务劳动也显得多了。原来由七、八个人干的活儿，现在只能由三个人来分担了，加之朱明武吐血，身体不好，实际上只剩下我和刘力在干活。

晚上回来又是小劳动，先是由我一人在压水机下面的大铁锅里往外掏水，然后我和刘力和沙子灰，砌杂务室的灶台。

两个来月的严管生活，对这样的劳动我也习惯了，人到哪儿说哪儿。但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原来应该由这些杂务干得活儿，现在全部落到严管组犯人身上了。例如魏喜来刚才叫我出来掏水，其实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他去叫我的功夫，也早就干完了，但他不干，一定要让别人来干。

他身上穿得也是犯人的黑囚服，只是洗得干净一些罢了，而且他来自农村，干活儿是他从小练就的本事，他手上的老茧只是到了监狱里才开始消失了。但环境改变了他，他现在是犯人中的“贵族”，或像大家私下称呼他们的“杂务老爷”，所以他要将自己的权利充分地发挥。但他一旦离开监狱重新走上社会，还能适应劳改释放犯的身份吗！

俗裕说：“人越养越懒，嘴越吃越馋”，这是千真万确的。
不仅如此，对于“养尊处优”这句话也使我有有了广义的理解。在优越的物质条件下，人可以“养尊”而“处优”；在物质条件不优越或比较恶劣的环境中也有养尊处优者，而这种“养尊”与“处优”者只是相对于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罢了。

推而广之，像魏喜来之流也算是一类人。综观他们的一生，或许自从生下来就是人下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已习惯于对权势者唯唯诺诺、俯首贴耳。于是，权势者给了他们一些权利，让他们也做一做“人上人”，他们便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学着当起别人的主子来了。像魏喜来这样的人与其说是可憎，倒不如说他可怜、可笑、可悲！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二）
“成事在神，谋事在人”，这是所有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的道理。但在农场为麦收展开的宣传中，到处贴满了“人定胜天”的标语，人们早已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建国20多年来，全体人们接受的就是这种纯主观的、发表科学的教育。谁也不愿再去想这个问题——“人能胜天吗”！

但是这些天的阴雨绵绵已经使农场的干部感到了无奈，因为这天气给今年麦收带来的严重的困难已经摆在了面前。既然事实上人胜不了天，“龙口夺粮”便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情况。

今天是19号，从早上起，淅淅沥沥的雨就不断下着，很快就使院里院外变得一片泥泞，“人定胜天”的大红标语被雨淋得从墙上剥落下来，皱皱跋巴巴地挤在墙角，渗着殷殷的血色，真象是天对不自量力的人的嘲弄！

明天是计划中开镰的日子，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样的天气是绝对无法开镰的，但不开镰，雨何时才能停止？等到可以开镰时，播种的节气又耽误了。

我不是庄稼汉，我只是一个犯人，但看着丰收在望的麦子无法开镰入仓，心里也感到隐隐的忧虑。

早上，杨指导员在甬道召开全中队犯仁大会，忧心忡忡地警告大家要做好今年麦收“吃大苦，耐大劳”的准备。然后每人发一把镰刀，让大家做好因机器无法使用，只好“人工收割，人工脱粒”的应急准备。趁今天下雨无法出工之机，务必要把各自的镰刀磨好。

使我高兴的是，杨指导员今天在会上第一次公开点了赵宏英的名，而且又撤消了他五组值星员的职务。这是赵宏英被免除严管组值星员的职务后第一次在会上被公开批判。

杨指导员批判赵宏英的错误有三点：
１、他对政府干部不满，他回到组里后，不断散布“政府干部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反改造言论。
２、对中队的伙食不满，“污蔑”伙房蒸的镘头越来越小，变相克扣犯人的口粮。
３、散布银乱思想，公开与犯人谈论他与他的妻子之间的性交如何如何，还有“极为下流”的砍管儿行为。

杨指导员指出他的严重问题后，严正警告他：“如果怙恶不悛，继续胡闹，等待他的将是极其严厉的惩罚。”

低着头一言不发的赵宏英就坐在我的前面，我叮看着他瘦削的后背，心想：“这不就是‘多行不义者必自毙’的道理吗？”我不知道“不正的革命分子”赵宏英当年逃跑到北朝鲜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他在严管组当值星员时的表现是人性全无，用对严管犯人的各种折磨来求得政府干部的垂青。

出于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赵宏英变得即残忍又狡猾，当干部给他一定的“特权”和许诺他一定的好处（例如准备给他减刑）时，他便感恩载德，甘为犬马。他残忍地折磨杨指导员交给他的几名严管犯人，他狡猾地揣恻领导的意图，做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像个奴才一样为主人尽犬马之劳，毫不吝惜地出卖他能够出卖的一切。
于是，他得逞于一时，得益于一时。但他终究还是愚蠢的，他利令智昏地忘记了他也是犯人，而且是干部们眼中需要严加监控的政治犯人。他不明白杨指导员对他只是利用而已，根本不会相信他在世界观上会与政府同心同德。

在严管组担任值星员的几个月里，赵宏英成了六中队的改造明星，对由他统辖的严管犯人颐指气使，动辄打骂。他不知道在这几名犯人表面的唯唯诺诺后面是对他咬牙切齿的仇恨。

杨进喜死后，赵宏英受到了撤消值星员的“处分”。对于杨进喜的死，赵宏英当然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毫无疑问，他对杨金喜的折磨是杨金喜之死的催化剂。但主要的责任应该追究谁呢？但可悲的是，无论是谁的责任，都被杨进喜“自寻死路，死有余辜”而一言以弊之了。

为不使杨进喜事件扩大化，赵宏英就被解除严管组值星员的职务后，杨指导员又让他担任了五组值星员。

如果说走出严管组是结束赵宏英专横拔扈、不可一世行为的开始。那么，杨指导员调他到五组充任值星员便是他由改造中的红极一时走向背运的过度期，就是在五组，赵宏英自己也跌入了反改造的泥沼地。这是为什么？

正像杨指导员刚才批判他时极其轻蔑地说的“他人穷志短”。“人穷志短”的确是赵宏英的特点，他入监后，身体原本就不好的妻子带着孩子和他的老母亲艰难度日。他的妻子恨他，因为他不顾一家老小，纯粹是为了自己想象中的幸福偷渡到北朝鲜。当他被引渡回国并被判刑后，他的妻子向他提出离婚的要求。赵宏英坚决不离婚。他说他爱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很漂亮，他要我帮他给他妻子写信。于是我帮了他，不知是我的信起了作用还是她来探监时杨指导员的“帮助”起了作用，他的妻子暂时不再提离婚的事情了。

在劳改农场里没有法，约束犯人的只是各种制度，制度是人制定的，所以，制定这些制度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

犯人每个月有2.5元的生活费，赵宏英从来不花这笔钱，攒到十多元钱的时候便给家里寄一次。在严管组当值星员时，严管人员每月被非法扣除的一元钱都被杨指导员奖励给赵宏英和两个副值星员了，但他得的最多。不仅如此，严管组值星员的身份使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犯人该买的东西他都不用买了，严管组犯人的东西就跟他的东西一样随时可以取用，没人敢举报他。队长就是看见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在严管组可以为所欲为的赵宏英到了五组就玩不转了，五组不是严管组，而且是中队里比较特殊的一个组，那里“二进宫”（进过二次监狱）的人多，进过严管组遭到赵宏英痛骂以至毒打的人也多，加之赵宏英在中队里人缘极差，很多犯人都在寻找报复他的机会。

赵宏英没有了严管组值星员的特权，也失去了各种生活用品的来源，在伙食上也与普通犯人一样待遇了。养尊处优的他已经忍受不了这种犯人的正常待遇，

他人穷志短，经常向犯人强行索要他离不开的烟和一些生活用品。而且，他满腹的牢骚经常不分场合地发泄出来。

赵宏英在严管组时就经常在严管犯人面前炫耀他的妻子长得如何漂亮，他的妻子究竟漂亮与否谁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只是听他吹就是了。但他砍管儿的习惯大家可是都知道的，就连我夜里醒来也不知一次看见过他咿咿呀呀地干这种事情，但在严管组只是没人敢说罢了。他在五组短短十几天，这些事情全都被同组的犯人做为问题向政府汇报了。

一些接受改造或恨他的犯人不断把他的反改造言行向政府汇报。时间长了，他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杨指导员尽管出于某种目的还想袒护他，但他的很多不满言论是直接指向了政府干部的，杨指导员几次教育他也不见成效。心怀不满的赵宏英不思悔改，继续散布反改造言论，其言论比一些老牌的反改造分子更加恶毒，这才有了今天被杨指导员点名批判的结局。

会上杨指导员还宣布，经研究后决定：由于夏天来临，犯人可以使用蚊帐，但有两点必须保证。其一是各组必须保持室内整洁，其二是严防有人利用蚊帐胡搞，用指导员的话说，就是要“小心兔子”（是说不许利用挂蚊帐之机搞流氓活动──指“同性恋”）。

茶淀的蚊子又大又多，有人说：“茶淀的蚊子十来个就能炒一盘”，这是夸张了点儿，但从这玩笑里也能看出这里蚊子的可怕。

可以挂蚊帐的决定是与严管组无关的，严管犯人是不能有此享受的。他们的蚊帐必须交出来给没有蚊帐的犯人使用，在严管组严管犯人的一切财产都是可以由政府任意分配的。于是，夏天的严管组除了饥饿与疲劳外，又多了一样灾难，那就是无法逃避的“蚊患”。

雨，不紧不慢地整整下了一天，到晚上还是没有停止的意思。严管组的破屋四面见天，而今又四面漏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至少漏了十多处，大滴大滴的雨水争先恐后地往下滴嗒。屋外面是一片泥泞，屋里还是一片泥泞。这些天来，地铺下面的的稻草早已湿透了，大家都盼望着天气快点好起来，好把湿碌碌的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

指导员也不放心严管组的破屋，中午来了一趟，晚上又来察看。他对习东生说：“不行就搬到新建的那间小房去。”习东生说：“那间房子不仅窄，而且里面堆满了化肥，就算是把化肥都搬出去，那化肥味人也受不了，还不如在这间屋子里对付几天，熬过雨季。”

晚上，杨指导员再一次召集全队犯人在甬道开会，传达局档委（劳改局）关于麦收的指示精神。大意是说，今年的麦收面临严重的危险，根据附近天津、唐沽、汉沽等地的天气预测，19日、23日、24日、27日均有中到大雨。现在就必须做好在雨里、水里抢粮的准备，就像1973年那样，机器下不了地，人只能在水里捞麦子，虽然大量的粮食被糟蹋了，但总比看着麦子全都烂在地里好一些。

杨指导员强调指出：“这样的天气，能收回多少麦子那是大家的能力问题，但收不收却是态度问题。所以，在这场抢收麦子的战斗中，必须要奖惩分明，有立功者，茶淀农场属于“强劳”的人员，可以提前释放，属于判刑人员，可以减刑或奖励。而对有破坏行为的犯人，一律严惩不贷！“

杨指导员最后宣布：从明天起，作息时间改为早上4.30起床，5.30出工，（严管组4点钟起床），上午10点钟收工，中午睡觉。下午3点钟出工，晚上7 点钟收工。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三）

夜里，雨停了。

由于地铺的潮湿，又由于漏雨处滴嗒滴嗒的雨滴不断敲打各种接雨水的器具，这一夜我也未能入睡。
清晨4点钟，严管组犯人起床了。由于外面道路的泥泞，今天停止出操了。
计划今天只有二组和严管组出工，到7点钟指导员来了，宣布今天全中队犯人都到十四甬拔草。

在麦收的关键时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注意干活时的质量问题。干活儿慢一点儿还好说，出现质量问题就严重了。例如，拔草时不小心把稻秧儿拔出来，就会说你是“破坏生产”，甚至说你是“阶级报复”。那时，无论你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在监狱里“客观效果是判断一切事物是与非的界限”（杨指导员所说）。对于严管犯人来说，这更是不容分说的事情。

昨天朱明武吐血了，郭有清带他到监区医务室看病，大夫说他吐的是胃血，可能是胃溃疡。在茶淀农场，这种病是不会得到“动手术”的待遇的，大夫给他开一些药就回来了。

郭有清颇有些愤愤地说："魏喜来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从医务室回来后，他拦住我问：‘朱明武是不是从嘴里抠出来的血块呵？’"

听他这样说，我觉得不可思议，就连队长也不会对病人提出的问题，魏喜来同为犯人却提出这样的问题，心理如此阴暗，真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朱明武进严管组已经半年了，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不由得使我想到自己。倘若我也在这里住上半年，严管组的饥饿、疲劳加之蚊虫的叮咬，到时候恐怕还不如他呢。9年多的监狱生活。特别是团河农场两年多单身牢房的生活已耗尽了我的元气，我还能这样坚持多久呢？

同病相怜、兔死狐悲，朱明武悲惨的处境使我内心里感到不寒而栗。

下午，天还是阴沉沉的。午睡后，全队继续到十四甬的水稻田拔草。

上午拔草时，由于不小心带出了几株秧苗，申队长已经对我有所注意，此时我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但这又影响了干活儿的速度，站在身边的严管组值星员习东生不断地呵斥着我，让我加快速度。

这一声声呵斥狗一样的严厉呵斥是出自同为犯人的习东生口中，这是人的语言吗？不！这是鞭子，是带着吐沫星子的子弹，这鞭子抽在我的身上，这子弹穿透了我的心。

但我再没有发作，因为两个月的严管组生活使我变得能够忍耐了，这能不能也算是我的收获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总能忍耐这样的呵斥，是否总能以沉默来回答这样的呵斥，但有一点是我确信无疑的，在以后的严管生活中，我必须用最大的意志来克服时时面临的饥饿与疲劳，竭力干好分配给我的活儿。我宁肯累死，也不愿用稍稍的偷懒来换取这些人傲慢的呵斥声。

晚上9.30分，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干部子弟会议”结束了，严管组值星员习东生和严管犯人刘力一同回到了严管组，这已是中队第二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六中队共有9个干部子弟，杨指导员是把他们做为重要的改造教育对象来对待的。文革之初的"血统论"在监狱中得到了延续，在杨指导员的意识里，他们才是属于可以改造教育好的犯人，即便真要平反"冤、假、错"案，这政策也该落实在他们身上。
我已离开社会多年，不知此种现象仍是社会的主流呢还是现在监狱所独有。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往事依然深似海，都随回忆入梦来"，在使我心力交瘁的此时，却做了一夜关于十多年前的遥远的梦。

往事早已随风而逝，消失在心底的尘埃中，而支离破碎的断想却在睡梦中半是真实半是荒唐地浮现出来。快十年了，这样的梦固然已越来越少，但每每出现的时候，却是那样逼真，那样形象，那样富于情感地搅扰着我的心。

梦，没有随着晨曦的来临和起床的催唤声在记忆中消失，在惆怅和痛苦中我咀嚼着依稀的梦境。

对一幕幕梦中情景的回忆，使我又回到了15年前学习成长过的学校，回到了度过我全部童年时代的家园。在梦中，我又看到了旧时的同学和朋友们，看到了学校的课堂和操场，看到了毕业时语文和数学的考卷。不同的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看我时却都是那样的陌生。

我伸开双手热情地召唤他们，得到的却是惊惧的目光和连连的摆手与苍徨的逃避。在一阵烟雾中，梦境又把我带到了四季飘香的广州，我看见了难忘的"连心路"的街头公园，在没有人声、没有车辆的马路中央，我昔日的女友许家文站在那里。我走过去，看到的并不是她张开双臂的拥抱和亲吻，而是她默默地转身走开了。

一阵雾障，又把我和她隔在了咫尺天涯。

具有浪漫主义情愫的诗人和作家们有的喜爱春天迷蒙的细雨，有的喜爱秋日傍晚的余晖，有的热恋初冬的瑞雪，有的追求夏日黎明前的寂静，他们喜爱其中的诗情画意，那都是他们的偏爱。我不是诗人和作家，但我也沉湎过春风秋月。

在这六月麦收的前夕，面对着阴雨连绵的天气，我更渴望的是丽日当空和充足的阳光。而今天我喜爱它们却并非是由于它们富有诗情，也并非是因为我还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这种爱是什么？是生命的需要，是本能的追求，是对活生生的切近利益的响往。

在这麦收时节，熟透的麦子把大地染成一片金黄，只是接连的阴雨天气使仁大煞风景，人们焦虑地企盼着天气好起来。

度日如年，这句话形象地概括出此时人们的心境，无论是干部还是犯人。

抛开犯人的身份，做为一名耕作者，我亲身经历了这庄稼从种到收的全过程，我对眼前的一片成熟也是有深厚感情的，我还未沦落到希望这收获在即的一片金黄毁于一旦的地步。

上午，奇迹出现了。在人们的盼望中，灰蒙蒙的天空一点一点地变蓝了。终于，原先厚厚的阴云分散成一团团旧棉絮般的云彩，这灰白相间的云彩又渐渐飘散了、逝去了，多日不见的万道霞光重新洒遍大地。在太阳光的沐浴中，地面上的一切都显得那样温暖、那样舒适。从路边低洼处的积水中，从人们明亮的眼波里，都反映着蓝天、白云、丽日，也反映着被雨水洗涤过的碧绿碧绿的垂柳和钻天杨。天地间又重新恢复了与麦子交融为一体的金黄色。

今天正式开镰收割，全中队犯人一起到十三甬一块地一块地地向前推进。由于自己去年参加过麦子的收割，所以对这个活儿并不陌生，虽然镰刀不太好使，而且麦子倒伏太多，干起活儿来觉得吃力，但总算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

中午回来吃饭时，马干事告诉伙房麦收时严管犯人也按照45斤的粮食定量吃饭，这就暂时解决了眼前迫切需要的饥饿问题。

晚上的伙食是镘头和肉片炒蒜苗，三个镘头和一大碗肉片蒜苗下肚，使我感受到了吃饱饭的快感。

为使犯人得到休息，晚上仍然放映电视，电视里演的是电影《柳堡的故事》。

我很想看电视，但更想睡觉，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今天评比劳动情况，我和刘力评为"忧"，朱明武评为"良"。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睡了一夜，醒来时才感到腰和臂都是酸疼酸疼的，

今天天气依然晴朗，四点钟起床时，天已大亮。值夜班的郭有清没有让我和刘力、朱明武再出操，严管组只剩下三个人了，出操还有意义吗！他只让我们在大家起床前把大院的卫生打扫一遍。

麦收正式开始了，在农村一年的劳作中，只有麦收这几天才是最叫劲的时候。

麦收时的劳动强度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考验，严管犯人更是首当其冲。我不能有丝毫的畏惧，也不能流露出畏惧的情绪，因为所有干部和犯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严管组剩下的这几个人。这次麦收以后是要进行评定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麦收后走出严管组。

这次麦收对我真是一场考验，因为从体力上我拼不过别人，使用镰刀的技术也不高明，再加上这两个月严管生活的煎熬，我的身体已是十分虚弱，这些我都无法与别人相比，我唯一能胜过别人的大概也只有“咬紧牙关”这一项了。

严管组只有我和刘力、朱明武三个人了，朱明武的身体明显不成，干活的只有我和刘力。在这时候，我只能拼了命去干，去表现自己。

一上午的活儿总算拿下来了，原计划在地里吃午饭，饭后接着干活儿。杨指导员考虑这样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太大也未必出活儿，又决定回来吃饭了。

麦收开始后，严管犯人的粮食定量恢复了正常的45斤，而且每天还可以按照劳动评定吃“加量”，因为昨天我的评定是“忧”，今天中午多分了两个镘头。5个镘头下肚，我又一次体验到了吃饱肚子的快感。

下午出工后，我使出浑身的解数，和刘力不动声色地闷头干自己的活儿。他比我干得快，因为我分的地块上麦子比较稠密，他干完自己的活儿，主动走过来帮我一起干完，我在心里暗暗地感激他。

今天直至下午7点钟全队才把任务完成，浑身的酸疼和疲劳是我从没有过的。当我割完最后一把麦子时，几乎已经站不起身，但心里却感到无比的痛快，因为这一天的劳动，我又挺过来了。

提着镰刀回来时，我几乎是机械地迈着双腿一步一步地往回挪。

麦收以来，由于伙食的改善和增加了粮食定量，油水也大了。一些仁大吃特吃，结果是又拉又吐闹出病来了，但愿这不要再变成全中队的流行病呵！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今天严管组和中队各组在麦收期间留在家里干活儿的“危险分子”一同到十三甬去割昨天剩下的麦子，那几块地的麦子零零散散地有7、8亩。严管组的几个犯人一上午割了多一半，完成任务是绰绰有余了。再看那几个中队的“危险分子”由于无人看管（只有申队长一人带队），都在懒洋洋地用镰刀瞎比划着，谁也不正经干活儿。

申队长让他们加快速度，但谁也不听，该泡还是泡。申队长没办法，让严管组值星员郭有清带着我和刘力、朱明武帮他们赶快把活儿突击完，然后到十五甬去和大队人马汇齐，去那里锄草。这些人真让我看不惯，为什么这样不自觉呢？如果是杨指导员在这儿，他们决不会这样干活儿的，这不是“看人下菜碟”吗？

看我们几个人过来帮它们干，他们大概也觉得过意不去了，比刚才加快了速度。一组的王文中对我说："李哥，你们已经够累的了，让我们自己干吧。"然后他又小声对我说：“听华哥（李华杰）说，法院来人调查过你的情况，你知道吗？”我摇摇头。

这是我被严管以来，第一次听到关于我的情况，真不知道是忧是喜。法院来这里调查我的问题无非有两个可能，或者是要给我加刑，或者是接到了我的申诉，二者都是命中注定，我想管也管不了，只能随它去了。

中午，这点儿活儿总算干完了。申队长说今天晚上和明天又要下雨，让我们把割完的麦子用"搭马架"的方式垛在一起，以免下起雨来全都霉烂在地里。这一堆堆颗粒饱满的麦子，若真被雨淹了岂不可惜了。于是，我尽力把它们垛得好一点儿，整齐一点，它们毕竟是我们这些犯人一年的心血呵。但就算垛起来了，下起雨来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下午和全体人员一起到十五甬去锄草。

接连割了几天麦子，大概干部也考虑到大家体力消耗太大，拔草时，队长并不像前几天那样玩儿命地催促，只是强调把草拔干净就行。

接连的阴雨天气后，乍一晴天，稻地里成了蚊子和虾蠓的世界，黑压压的简直比地里的草还多，防也防不住，轰也轰不开。那蚊子打死一个来一群，拼命往衣服里钻，落在身上就是一口。像蜜蜂一样大小的虾蠓更是厉害，隔着衣服就咬，先是疼后是痒，使人根本无法干活。

只一会儿功夫，我周身已经被叮咬了几十个包。随手拍死的蚊子、虾蠓全是刚吸的鲜血，把我的衣服都染红了。即便如此，活儿也不能不干，到下午六点钟，一阵收工的哨子声才算把我们从蚊虫的包围中解脱出来。

俗话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是千真万确的，无论是什么样的苦，挺一挺也就过来了。

严管组朱明武的病还没好，刘力又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身上起了一片一片的红斑，痒得他抓耳挠腮，不知所措。我知道他这是风湿性皮炎，是因为屋里太潮湿的缘故。经指导员批准，值班的金保全带他到医务室去看病了。现在，严管组只有我一人的身体是健康的了。其实，我也并不舒服，昨天下午和今天一天，我的胸口不断感到闷疼，这可能是累的，但我不愿说，一方面是说也没用，而且说出来，仿佛是在凑热闹似的。忍着吧，活着干，死了算！

昨天听开手扶拖拉机的于之印说，六组的一个老犯人刘启增死了，是死在医院里的。刘启增老头是富农身份，家住北京延庆县，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抗拒管制，跑到城里靠检破烂为生，几次被遣送回去又几次逃跑，最后被送到公安局，以不正的革命罪判刑5年。

老头身体一直不好，我只知道他总是尿血，我在六组时一直照顾他。其实，这个老头的死是有先兆的，不久前，因为有病，监狱已经给他开了保外就医的证明，只是因为他家里没有条件让他回去治病，才拖延到今天。现在他死了，据说得的是癌症。

老头儿已经被埋在去年我们挖渠时的"西排干"，是和杨进喜埋在一块的。

老人从不和人发生矛盾，也从不多说一句话，在监狱里生活他很满足，他说这儿比家里好。

听到老人的死讯，不少人发出“人死如灯灭”的感叹。其实有什么可感叹的呢？生死乃天地万物之道，只是大家相处得久了，猝然没了此人而兔死而狐悲罢了。

今天，天津、唐沽、汉沽三个地区联合做出了天气预报，说是24日还有小到中雨。晚上就在大家坐在院里看电视的时候，乌云已聚拢在农场的上空。看完电视，西北风阵阵刮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使人恐怖的大雨又迫在眉睫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雨时大时小地下了一夜。夜里，屋子又漏雨了，由于昨晚我在房顶苫了一块塑料布，漏得还不算太厉害。十来处漏雨的地方用几个脸盆加上几个小饭盆接雨水也够了。

严管组犯人本应四点钟起床，但一直下雨，无法干活儿，值班的金保全让大家多睡了一个小时，直到天亮才起床。

因为下雨实在出不了工，杨指导员让大家再休息半天，严管组犯人也破例被允许睡觉休息。

起床后雨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一阵哨子声后，全中队紧急出工到附近15甬的稻地去拔草。大家干了一会儿活儿，雨又下起来，全中队只好又收工了。

今天是周日，回来后，各组进行周评。严管组就这几个人，周评不到一个小时就评完了，剩余时间郭有清让大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谈来谈去又谈到了朱明武身上。

看他的身体现在真是够呛的，麦收一开始就吐血，现在又消化不良、拉稀。据朱明武自己说，他的病拖到今天这种地步主要是因为来严管组时间太长，长期吃不饱，睡眠不足，加之逃跑时脚已至残，经受不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才导致现在的身体状况。

想起不久前，赵宏英传达过杨指导员的指示：“严管组就是要让严管犯人感到不舒服，舒舒服服的还谈什么严管呢？”赵宏英在位时，是忠实执行了杨指导员的意图的。

但我想，政府对改造中犯了各种错误的犯人不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吗？那就应该按照毛住席说的：“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就要及时地解方他们。”朱明武在严管组已经待了半年，还应该让他待多久呢？难道真要让他待到当初与他一同逃跑的犯人全都归案才是头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朱明武的遭遇使人可怜，但他做的很多事情也着实可恨。他的身体毁到如此程度，他说的那些原因固然不假。但他不珍爱自己的身体，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也是主观上的原因。

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从我跟他相处的这两个月来看，他抱的是破罐破摔、放任自流的态度。人家骂他是“滚刀肉”他不在乎，说他是“赖皮狗”他也一笑了之。他真是像条狗一样，能多吃一口就多吃一口，能偷点懒就偷点懒，苟延残喘地活着。长此以往地下去，他不毁在严管组才算怪呢。

按说已经30多岁的朱明武社会经验也算是丰富的了，他该是属于社会上那种“油条”之类，但已往的人生经验并没能帮助他度过现在的困境。他身上缺少的正是在个环境中最该有的意志和韧性呵！从他身上我也吸取了教训。

自从杨指导员为加强犯人的教育管理，两次召开中队犯人中的“干部子弟会议”之后，一种颇为滑稽的称呼在他们彼此之间传开了，它们开始用“军界子弟”和“干部子弟”互相称呼。

我是从1966年的“文革”走过来的人，对他们这种似乎是“戏谑”之语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文革之初，红卫兵刚一问世时风行一时的“血统论”的称谓吗？如今时过境迁，历史早已把“血统论”抛进了拉圾堆，怎么竟回光返照般地又在这里还魂了呢？

愚昧！真是愚昧。当这些人以“军界子弟”或“干部子弟”而洋洋自得地互相称呼时，难道不觉得无聊吗？事实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这批年轻人的不学无术和空虚。

鲁迅先生说过：“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杨指导员这样看重监狱里的干部子弟绝不会是无来头的，难道在即将到来的八十年代还会有一场新的运动吗？果真是这样，我现在就可以断言，在正义与真理已经渗透人的心灵，在知识与科学已敲开人们昔日愚钝大脑的时代，当年的闹剧是绝不会重演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由于前几天在房上苫了一块塑料布，严管组漏雨的地方少多了。

起床后，习东生命令我和刘力再上房去重新加盖塑料布，他站在梯子上指挥。他让我们把塑料布从严管犯人睡觉的这一面抽下来，完全盖到严管组值星员睡觉的那一面去。做完后，我以为他一定还会再拿来一塑料布重新加盖在这里，但活儿就到此干完了。我莫名其妙，再下雨时，严管犯人睡觉的地方不是整个要淋雨吗？我问他：“再下雨怎么办呢？我们睡觉的地方肯定要漏雨的。”习东生泼皮似的说：“那你们就将就点儿吧！”

看他这样，我感到困惑。在我这么多年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不讲道德的行事方法。他怎么能这样心安理得地用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方便呢？我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我的正常思维。我不怕淋雨，什么苦都受过了，我还在乎淋雨吗？我只是感到恶心，为他这个干部子弟的行径感到悲哀！为人的品行居然堕落到如此地步感到悲哀！

早上，天放晴了，全中队出工到十五甬集中锄草（拔草）。

今天是中队预计三天之内把稻田里的草全部拔完的第三天，一上午十五甬的草全部拔完了。

中午在地头吃饭，吃过午饭又到十六甬去拔修建队尚未拔完的草。这块地的草实在不能不拔了，因为草比稻子长得快，长势本来不错的稻子都快被草吞没了。经过修建队拔完草的地段，我简直有点瞠目结舌了，他们是怎么拔的草呵，人过处，只见连草带苗被一扫而光，就像蝗虫掠过。

修建队也是由犯人组建的，他们难道不懂得什么是苗儿什么是草吗？这样干活儿难道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吗？今天杨指导员和申队长都不在，倘若他们看见这块地被拔得这样会做何感想呢？

我看见的别人也都看见了，但没有人像我一样感到惊讶。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但即便如此，就能对这样的行为无动于衷吗？

犯人也是人，是人就该具有起码的人性，但如此干活儿的人，人性到那里去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把人的本性都改变了，把人变得自私和狭隘。使人关心的只剩下切近的个人利益，监狱是改造人的地方，但需要改造的首先应该是人性的回归呵。

晚上进行当日劳动总结，我和刘力评为“忧”。朱明武评为“中”。

听值星员郭有清说，20日开“干部子弟”会议时，杨指导员对杂务说。以后对他们“小灾小病”的放宽一些，这就是说，不要计较他们改造中的“小”问题。于是，属于“干部子弟”的严管犯人刘力也被放松了要求。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今天是彻底晴天了，太阳一出来就火辣辣的，刚六点钟答对人马就到了十八甬的稻地。

上午仍是锄草（拔草）。几天来接连下雨，地已经湿透了。在太阳的暴晒下，地气、水气升腾起来，闷热难当。稻田里温热的污水没过脚踝子骨，水面漂着一层绿膜和脏东西，水下面潜伏着无数水鳖（学名叫做蚂蝗）。

在遍地泥泞的雨中干活时，大家盼望着晴天，可这晴天干起活来，滋味更不好受。不一会儿，膝盖以下就爬满了又粗又黑的大水鳖，像软钉子一样的水鳖深深嵌进皮肤里，毫不客气地吮吸着鲜血，露在外面的尾巴来回摆动着，一会儿就变得沉甸甸的了，我只感到双腿又涨又疼。水鳖一旦钻进肉里，拔是拔不出来的，只能用手狠命地拍打，一条条粗大的水鳖被打烂了，打死了，于是一汪一汪的鲜血崩溅出来，顺着双腿往下流，这鲜血的血腥味又招至更多的水鳖前扑后继地爬到腿上来。

整个稻田里，不仅是我，而且身前身后的犯人都在与水鳖浴血奋战，稻田里响起一片清脆的拍打水鳖的"啪啪"的声音。

站在陇上的队长无动于衷，因为干这样的活、碰到这样的问题对他们已是司空见惯了，而且农民出身的他们本身也经历过。

队长不发话，活儿就得继续干下去。大家一边拍打着或从腿上往下拿着水鳖一边拔着稻田里几乎和稻子一样颜色一个形状的稗草。

劳动的进度是缓慢的，但没办法，无论是严管组还是其它组的犯人谁也逃脱不了这种劳动改造的强制性。只有这时，我内心中才感到一点点的平衡。

快到中午时，天空又突然阴霾起来，一层层烂棉絮般厚重的、灰黑色的云从天边涌来吞没了太阳，大家都为能逃脱中午阳光的暴晒而庆幸。但紧随着一阵微风吹来，数不清的蚊子和小咬像一股弥漫的青烟扑天盖地而来。大家纷纷穿上扔在地头的衣服用草绳和毛巾把腰束起来，把脖子围起来。刚剃过头的犯人油光锃亮的头皮成了这无数小虫攻击的目标，我和刘力、朱明武也在其中。

此时，真是顾得了上边顾不了下边，但活儿是不能不干，任务完不成会有更可怕的后果等在后面。

在不断与天上飞的、水里爬的蚊子、小咬和水鳖的奋战中，这群人苦不堪言的整整干了一个上午。当吃午饭的哨声吹响时，我和刘力、朱明武的脑袋、手脚、胳膊和小腿上已是伤痕累累，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浆。

我们从稻田里逃命般地跑到地头上来，抽着烟怡然自得地在树阴里乘凉的习东生看见我们比别人先出来了，怒骂道：“你们他妈的干活不多，吃饭到挺积极的，人家还没来呢，你们倒先来了，回去，再干会儿！”

朱明武捋开裤腿让他看被水鳖咬过的一片片血迹，说：“你下来试试就知道了，这么多水鳖和蚊子怎么干活呵！”习东生忽地一下站起来，指着朱明武的鼻子恶狠狠地骂道：“别人都没事，就他妈你骄气，你他妈的给我干活去，今儿的饭我看你是不想吃了吧？”

朱明武不敢再回嘴，退回到稻田里愣愣地看着他。

午饭朱明武还是吃上了，但被习东生扣了一个镘头。

有了上午干活的经验，吃过饭后，大家都尽可能把自己装备起来，用草绳绑上裤腿，用破布裹上脑袋，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尽量包扎起来借以防止天上和水里的敌人的疯狂进攻。

申队长说趁着今天凉快多干出点活儿来，早干完早回去。于是，吃过午饭大家又开始干活了。

今天果然是天公做美，原先毒辣的太阳一直在云层里挣扎，始终也没能冲出聚集的云层，雨也没下起来。大家一直干到下午六点多，一片稻地的稗草全部拔完了，而且因为有队长在地头监督，草拔得比往日干净多了。

回去的路上，我已感觉不到十多个小时劳动后的酸痛，只是觉得浑身奇痒难当和两腿的肿涨。但我心里感到坦然，因为别人能挺得过来我也挺过来了。而且我比朱明武明白，即便是别人挺不过来，我们也还得挺过来，因为身份不同，别人只是犯人，我们却是犯人中的犯人。

我想起几年前在团河农场的单身牢房中曾背诵过的一段列宁语录：“为了在人们眼中表现为一种力量，就要多多地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首倡精神和意志力。”

在严管组里，"首倡精神"是谈不上了，但“意志力”是无论如何也缺少不了的，这是我苦熬度日的唯一精神支柱。

晚上，为了让犯人在紧张的夏收劳动中轻松一下，大院里演电影《列宁在十月》。因为是全分场的集体活动，严管犯人不能参加。待全队犯人走了以后，院子里一下变得静寂了。杨指导员临走时要求严管组学习华国锋住席的《政府工作报告》，而且要轮流发言，特意嘱咐值班的金保全做发言记录。

在这难得的静寂中，大家再也抵御不住一天的疲劳，我和刘力、朱明武都打起瞌睡来。金保全叫起这个，那个又睡着了，但他总算是让大家都发了言，做了记录。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六）

昨天和今天都是拔麦子。

昨天早上6点钟出工，晚上7点钟走进大院，干了13个小时。晚饭后，严管组的额外劳动是帮助伙房干“褪（TUI）鸡毛”的劳动，因为今天中午的伙食是每人一只鸡。这该是我到茶淀农场后最好的一次伙食了，遗憾的是鸡太小了，褪了几十只鸡，最大的也只有6两重，小的连4两也不够，那最小的自然是严管犯人的了。但我挺知足，在改造中，能够吃上一整只鸡，这难道不已经是别开生面了吗？

中午在地头上吃饭的时候，我和朱明武、刘力拿着各自那只比鸽子稍大一点儿的炖鸡，津津有味地吞食着。朱明武吃的最快，狼吞虎咽的似乎是怕别人抢他的。整只鸡他都吃光了，连鸡头、鸡骨都没剩下。

值班的郭有清看他那贪婪的样子，蔑视地骂道："真不要脸，有你这么吃的吗？"朱明武毫不在意，嬉皮笑脸地说：“再有两只我也能吃下去。”

今天是用镰刀割麦子而不像前几天那样用手拔，所以活儿干得快多了。一个上午我割了一亩四，刘力也割了一亩多，只有朱明武割了连一亩也不到。

割麦子虽然也很累，但比起在稻田里拔草好受多了。

前天在十四甬拔草时，除了被蚊子、小咬和水鳖叮咬得痕迹还没下去，浑身又起了一片片小红斑点，这种红斑点朱明武身上也有。

我让严管组的值星员金保全看了看，他说这是因为稻田的水里施用了胺肥，皮肤过敏的就这样。

这一上午收割麦子，汗水一直就没干过，那成片的红斑被汗水一讴又疼又痒，使我从心里感到烦躁。但下午活儿还得照样干，因为没有医生的证明，什么病也不算病。

朱明武和郭有清磨着要到医务室去看病，我不说也不愿去医务室。我不愿去的原因是因为与我熟识的周文涛大夫已经走了，他被调到场部医院专为茶淀的干部看病去了。在茶淀农场这种地方，好大夫不多，好大夫也不愿来，谁愿到这种地方来为人民服务呢？这里的干部虽然也是人民，但这里的“干部人民”因长期与犯人打交道，一个个的脾气秉性、言谈举止都跟外面的“人民”大不一样，他们看谁都像犯人。因此，像周文涛这样的大夫虽然是犯人，也自然要被破格重用了，干部的身体、生命要比犯人宝贵的多了。

周大夫调走后，又找了一个当过医生的犯人接替他。我不知道那个医生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外号叫“没事大夫”，因为他给犯人看病时，常挂在口头上的话就是“没事儿”。这位“没事大夫”属于接受改造的犯人之列，他对严管犯人是一定要另眼相看的，给严管犯人看病，他能推就推，能凑合就凑合，再不行，就给几片药了事，严管犯人要想让他开出病假条来实在太难了。因此，旦分能挺过去的病，我也绝不去医务室找他看病。

郭有清对朱明武说："就你事儿多，吃不少吃，喝不少喝，还动不动就要看病，你看人家李恒久，跟你一样也起了一身疙瘩，人家怎么不提看病的事儿呵？"

听郭有清这样说，我只感到可笑，在严管组我也居然成了别人的榜样了。

晚上回来，严管组开朱明武的批判会，批判他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他在夏收大忙中，干劲儿始终也提不上来，总是落在别人后面，干活时拉了严管组的“后腿”。其二是今天早上，习东生让他抽空把泡了好几天的衣服洗出来，他推说活儿太累没时间洗，其三就是他“装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星期一）

昨天是周日，又是供产档建档58周年，但这和我们这些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毫无关系，而且夏收期间，周日是不休息的。

但不做美的是“人不休息天休息”，早上刚起床雨就不紧不慢地下起来了，这一下就是一天。申队长不时地冒着雨站在院子里看着阴沉沉的天空，他是农民出身，他知道已经收割完的麦子淋在雨中很快就会烂掉。但犯人却没有他的忧虑，从各组的窗户里不时传出嘻嘻哈哈的打闹声，大家都为下雨不出工而高兴。看着申队长和犯人对同一件事的这两种不同心态，我只感到悲哀。

七月的天是婴孩儿的脸，说变就变，这话一点不假，至少在茶淀是这样。自麦收以来，晴天的时候，烈日当空，酷热难当，阴雨天时，冷风嗖嗖，穿上棉衣也不觉得热。而且晴天雨天交替得是那么迅忽，令人猝不及防。

昨日下了一天的雨，夜里天晴了，早上天却又阴沉起来。

麦收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不得不一紧再紧。今天出工前，申队长宣布，只要天不下雨，全中队一律在地里吃饭。

今天的任务是把地里几天来割下麦子全部垛起来。

地里是成片收割完的麦子，原先颗粒饱满的金黄色的麦子在地里的积水中浸泡着，已经变成了暗灰色，多一半已经霉烂甚至发芽了，真使人心疼。

但这怪谁呢？能怪犯人吗？犯人不是庄稼地的拥有者，他们也不能随着天气的变化随时关顾已经成熟的麦子呀，看来也只能怪不长眼的老天了。

入夏以来，“人定胜天”口号喊得震天响，“人定胜天”的标语贴得遍地都是，但眼前的情况是人胜不了天，在天公的自然力下表现得无可奈何。

也许有一天，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人们能根据庄稼的需要而使雨天变成晴天，或使晴天变为雨天（例如在现在的一些发达国家），但在此时此地这还是毫无价值的空洞口号而已。人要胜天靠得不仅是锄头和力气，更重要的是靠科学知识和技术。

中国曾经是一个制造口号的国家，最近的报纸和电视中不是已经出现了批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使人啼笑皆非的口号吗？但这种已成为积习的空洞口号还在这里被严肃地使用着。意识到可笑事物的可笑是聪明人，对可笑事物的麻木不仁便是愚蠢了。

一堆堆金灿灿的麦子就这样烂在地里变成了拉圾，我是犯人，但我也感到沉痛和惋惜。"四人帮"被打翻了，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文化大革命这场人为的“革命”也结束了，中国已经走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见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才是人心所向、人心所归呵！

看着满地霉烂的麦子，大家尽量把好一些的收捡起来重新扎捆，然后集中垛在一起，其它的麦子也只好当做来年的肥料了。

六组值星员张春华是北京郊区通县的农民，他也感到惋惜。

他一边为这些麦子被糟蹋而骂骂咧咧一边发着议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就他妈这么落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要不搞的话，中国的科学早上去了。”

真是时代不同了，要在十年前，就凭这几句话也得判他5年，但现在这已经不属于反动言论了。

张春华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他的判刑是因为男女关系，他勾引了公社书记的女人而且使其怀孕。加之一些莫需有的反动言论，也算作是不正的革命性质的流氓罪而被判刑5年。现在，他快到期了。

我一边干活一边解气地听着他大发议论。

他继续和组里的人说：“就他妈的这么点儿麦子，要搁在国外，早他妈干完了，还用什么‘龙口夺粮‘，我们通县××公社有一台德国进口的联合收割机，只用多半天就把4千多亩麦子全部收割完毕，粮食入仓。”

听他这样说，我对他举的例子颇不以为然，但我赞成他说的“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科学早上去了。”

张春华看我在洗耳恭听他的弘论，开着玩笑说：“那儿有明白人，他就是不敢说。”他看着组里的犯人，朝我这边孥孥嘴。

看大家都把眼光转向了我，心里直发虚，便避开大家的目光转身干活去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星期三）


"龙口夺粮"的麦收已进行了十多天，天气预报还不断发布有中到大雨的消息，人们疲倦了也麻木了，谁也不再关心这天气预报，反正是不下雨就出工，下雨时就乐得在家里轻松一下。

今天又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好天气，上午全中队犯人到地里运麦子，把大半已经霉烂的麦子装车运回监区对面的场院。这样的麦子即便收回来还能要吗？恐怕当饲料也不行了。但没有人关心它的去处，队长让怎么干就怎么干拜，从队长到犯人全都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

麦收以来，严管组管得松多了，但运送麦子的活儿还是不能让严管犯人参加的，我和刘力只能为川流不息的手推车拼命地装麦子，用三股叉一捆捆地装根本装不过来，我和刘力甩掉木叉，一抱一抱地往车上装。麦垛底下霉烂的麦子散发着难闻的潮湿气。前几天身上出的红斑有的已经被我挠破了，被汗水一浸，再加上麦杆在身上的揉搓，又痒又疼。

一堆堆、一垛垛的麦子，不，纯粹是一堆堆、一垛垛的拉圾被装运走了，地上的麦粒又已经发芽了。空旷的麦地里只留下横七竖八的衰草掩盖着青翠的不合时宜的麦苗。

晚上回到监区，伙房已把两筐杀死的小鸡雏摆在房门口，等着我们这几个严管犯人为之拔鸡毛。这一天的劳动虽然疲倦，虽然浑身难受，但这额外的劳动还是必须要干完的。朱明武向严管组值星员习东生请示要先洗一洗再干活儿，但被习东生训斥一顿骂了回来。我只好咬紧牙关干这严管犯人“份内”的工作。

鸡毛拔完了，我数了数，一共拔了42只。

今天晚上没看电视，杨指导员给中队全体犯人讲课，讲“四个坚持”（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档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第三讲——“坚持档的领导”。讲到最后联系中队犯人的改造情况时，他又说到我的问题。

他说：“在你们当中阶级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像李恒久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就代表了一小撮否定档的领导的反动势力，他们仇恨供产档，时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彻底肃清他在三中队的流毒。”

接着他又说道：“什么时候有了替罪羊，什么时候就是他解除严管的日子。”

我莫名其妙了，他批判我的“世界观”当然是无可厚非，他要把我批得“体无完肤”也说得过去，但如果找不到“替罪羊”，我的严管就无法解除了吗？

说完了我的问题，杨指导员点名批判赵宏英，因为他不顾政府干部对他的耐心教育和挽救，继续称王称霸，昨天把一碗粥扣在同组犯人董连环的头上，而且继续和同组犯人×××勾勾搭搭，搞流氓活动（指同性恋）。

本来鸦雀无声的会场顿时骚动起来，大家窃窃私语地把头转向赵宏英和×××。昏暗中，只见坐在我前面不远的赵宏英把头深深地埋在腿上，难道昔日不可一世的赵宏英也会有难为情的时候吗？我心里只感到一阵解气。

第十一章：人性啊人性！

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星期六）

赵宏英被调出了严管组，偶然的闲谈中，大家也能说出一点心里话了。谈话的内容无非是是针对赵宏英和张治国的。

“多行不义必自毖”！大家谁也不是傻瓜，我能看出的问题，别人同样也能看出来。不久前，赵宏英对谷有清的变相打击，对张治国的拉拢利用，现在随着他被解除严管组值星员的职务，终于大白于天下，成为人们议论和鄙视的话题。

离开严管组，是赵宏英恶行昭著的结果，但还不是他的最终结果，他成功和受益于极端的利己主义，他也将自毁于这一点。我想，时间会做出评定，我坚信这一点。

中午因雨后路不好走，伙房无法去菜园摘菜，吃的是海带熬咸菜。

想到昨天会上杨指导员所说的，六中队有个别犯人对现在的伙食不满，说什么“现在的镘头不到2两”等，这其实不符合事。我到觉得，现在的馒头不仅没小，而更大了。马干事所说的：“五月份的伙食远胜于去年同期。”这是事实。

的确，“人心无举蛇吞象”。人不能不知足，更不能不顾事实地否定事实，如果对五月分的伙食还有怨言，就太说不过去了。

中午，张东生传达了指导员布置的学习内容，背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熟读《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第16节____第20节，

下午三点，大家正在背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时，杨指导员来严管组。他先询问了学习情况，又拿起刘力抄录的文章仔细观看。随后，又让他谈对自己问题的看法。

临走时，他简单地谈了谈最近社会上和监狱中的形势。他说有些人对被“严管”所抱的态度是“磕了”，他说：'我到想看看谁有这种江田岛精神。”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他是针对我说的。是的，三年前，我不就是用所谓的江田岛精神来刺激自己吗。

“士可杀不可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感觉自己错了，那是在杨指导员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我心悦诚服了。这不是我摄于压力的畏却，而是我真的感觉自己太幼稚了。

杨指导员谈到准备在下一讲中谈第三个问题“坚持档的领导”，特别是针对我的错误讲了讲如何对待政府干部的工作，以及犯人的被迫改造和公民及干部们的自觉改造问题。他说：对于严管犯人来说，“每个人对于‘自觉改造’的问题都要有个正确的估价，不过事实上这很难做到。”

晚上看电视，天津台和北京台均是转播澳大利亚青年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实况，看来，无论是我还是在座的犯人能够接受这种艺术的人不多，除了最后演出的“澳大利亚马蒂尔圆舞曲”尚能引出共鸣之外，其他的交响曲就很难接受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星期四）

由于六中队发生了杨进喜事件，今天严管组被解散了。严管组的解散不是由指导员杨光明在全队犯仁大会上宣布的，而是由严管组代理值星员郭有清通知大家各自回到原来所在的组。严管组悄无声息地解散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天下午，恣意妄为的赵宏英也被送进了禁闭室。

想起严管组解散前我内心中的懦弱以及即将做出的妥协打算，我感到惭愧。幸好的是，还未容我采取具体的妥协步骤，比如深刻检查之类，严管组便自行解散了。

出了严管组后，我又回到六组，六组的人员依旧，但经历这么多事情后，大家似乎都变得沉默了。以前彼此的轻松与热情没有了，代之而来的分明是一种成熟后的冷漠。




后来的感悟—

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自有一整套专政的措施，没有这些与专政或执法机关相匹配的措施，对犯人的管理便无从谈起。例如，监狱中为不服管教的犯人设立了禁闭室，这无论是在一件还是茶淀，都是不可或缺的；再例如，犯人的行为超越监规纪律的规范或谓之曰“反改造”时，还有加刑甚至更严厉的刑罚可以使用，这在当今时代几乎是各个国家管理犯人通用的手段。

但茶淀农场三分场六中队的严管组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建立是自诩为对犯人管理有方的杨光明之流的独创。它随意克扣犯人的法定口粮，克扣劳改局规定给予犯人的基本生活费，任意增加犯人的劳动强度，利用犯人来治理犯人，干部默许甚至亲自辱骂和殴打犯人，这一切都是以剥夺犯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达到使犯人服贴的目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制代替了法制，那时，普天之下一片混乱，监狱更是无法可循。当“四人帮”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后，人们的思想还没能与发展的时代马上同步，这原本也无可厚非。做为单个的人，这或许无关紧要，但做为执法机关的一级组织依然沿袭那荒唐年代的做法，便足以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危及法律的尊严。

严管组解散得是那样匆忙，那样草率，这足以说明它的建立并非是法律赋予杨光明这些政府干部的权利，它即不合情也不合理。他的结果便是加剧了犯人与政府的对抗，屡屡发生犯人的越狱事件，直至杨进喜越狱后的被击毙。

杨进喜的死固然是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但倘若杨进喜违犯监规后不是被关进六中队自行建立的严管组，倘若同为犯人的赵宏英没有对他采取非人的虐待，没有让他夜半时分独自一人到院子里去行动，倘若六中队的主管干部不给予赵宏英这种非法的权利，杨进喜能有今天的下场吗？如果说，杨进喜的死是由赵宏英一手促成并不为过，那么，六中队的主宰____指导员杨光明等人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

赵宏英被关进了禁闭室，等待他的应该是法律的处理，但谁来追究六中队指导员杨光明的责任呢？

赵宏英在禁闭室关押数月后被放了出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给他加刑，他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但“多行不义必自毖”，他终究没能逃脱命运的惩罚。

那是在我出狱后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在涉及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同样是政治犯的赵宏英没有被释放，他仍在农场劳动改造。他后来疯了，那是因为他的妻子最终还是与他离婚了，妻子带着他唯一的孩子改嫁了。

因为他真的疯了，他被保外就医，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

中国有一句老话：“善有身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全报。”当我听到赵宏英那可悲的结局时，我想起了这句脍炙人口的老话。


（完）




附录：

第一封信：

1979年5月16日，我在茶淀劳改队服刑改造时，监狱管教干部杨全亮（中队指导员）给我家属写的一封信：

李学三：

李恒久自入监以来，一直不认罪服法，不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顶撞漫骂政府干部，大搞两面派，煽动犯人上诉，闹罢工，搞流氓哥们义气，和政府对着干，现已将其严管。目前他对自己的反动言论和反改造活动有了初步认识，思想上开始缴械，本来严管犯人停止通信和接见，为挽救他，请你们来信予以教育。

杨5、16

注：李学三——我的父亲。

第二封信（指导员杨全亮在我一封家信中的批注）：

李恒久的问题在我中队相当典型，而且前一段时间表现极坏，完全是世界观的问题。为了挽救他予以严管。经过严管看来有所好转，对问题有所认识。为此，8月27日解除（严管），但（他的）问题并没最终解决，至于是不是（给他）加刑这完全取于决他自己。但目前（加刑）条件已经具备，政府只是在等待，只看他今后的表现如何了，望你们对他加强教育。

杨8、31

我的家信如下：


二姐，你好！

接到我的半年总结后，你在五月份的来信早就收到了，而且政府干部在中队会上对大家进行教育时也已当众宣读过了。由于当时我已被严管，而严管组的纪律之一是禁止通信，所以直到今天才得以写这封信。

我是四月十日被宣布严管的，大致情况正如你已看到的我的半年总结中所述，而直接导因是我在四月初，一手制造了在监狱中罕见的控告揭发某一位队长的严重错误所至。截止到八月二十七日晚我被解除严管，共在严管组生活了四个月零十三天。

这段时间里，我是直接处在中队档支部的教育和管理下，通过政府对我采取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和改造，使我对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导致我错误构成的深刻思想源渊源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在八月初的中队会上进行了深刻的认识与检查。

二姐，四个多月的严管生活给予我的教育和启发是巨大的，是继我在七四年——七六年两年多的单身牢房生活之后的又一次强刺激，是一次精神上的地震和海啸，使我在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个多月的严管生活中，（通过）杨指导员的教育和痛苦的自我认识过程，使我看到了自己十几年来之所以屡遭挫折，应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的不现实，不能用冷静的头脑来对待顽强的现实；

2、十多年来，虽然我也读了不少的黑格尔、马克思（的书），但在观察客观世界的方法上确实缺少辨证精神，不能用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对立与统一的）的矛盾范畴去考察事物，处理事物。所以，对于客观事物与现象总是看到的缺点多，美点少；

3、我盲目的自高自大，狂妄傲慢也是导致我（屡）犯错误的原因。

你的来信我已反复读过，给予我的帮助和教育是不小的。所以，在这里深表我的感激之情。

二姐，（个人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消灭了现在也就是消灭了将来，明天的安分守己是用今天的循规蹈矩来奠定基础的。这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将放弃一切过去所学所追求的东西，把精力放到现实的改造中来。

二姐，今年四月份，父亲来信说，几年前我写的大部分东西原来放在恒昌那里，后来（也就是在我被加刑五年之前的七五年底）被陕西公安局搜去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四人帮”完蛋后的今天，它们绝对不是我的罪行，而是我的荣誉，这一点，历史总有一天会做出结论的。

二姐，在我刑期最后的时间里，我不能在改造中满足于不犯错误的低标准，而应象政府期望的那样，做改造中的促进派，我会这样做的，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见信后，望能马上回信，把父亲母亲身体情况告诉我，把家里情况告诉我，免得悬念！另外，给我寄几斤炒面，奶糖、巧克力等吃的东西来。家里如有没人穿的旧的翻领线衫寄一件来。另外，以后不要再寄肥皂、牙膏之类的东西，这里可以买到，何必白花邮费呢！四月份父亲寄来的邮包收到了，勿念！至于四月份父亲来信中说要来看望我的事情，下封信再谈吧！

（杨全亮批注：食品不能超过1公斤）
弟 恒久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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